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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经济理论等方面来探索英国繁荣兴盛的原因。他诚恳地向井上馨、马格里等询问研究财政经济应当读什么样的书，得知了亚当·　斯密的《国富论》以及詹姆斯·　密尔的《经济学》等经典著作；后来还反复与英、日学者和官员讨论中国的税收、矿物和铁路造价。他对英国官吏根据薪俸纳税的法则大加赞赏，并大胆地得出结论：这种方法在专制国家是行不通的。西方各国的政治家都十分关心商业的举措也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

发现西方富强的原本（2）

他认为谋求中国富强也要先大力发展近代工商业，为最终引进西方先进的社会政治制度奠定物质基础。他大胆主张开埠通商。在光绪八年（1882）七月十八日的奏折中，他说古往今来治理国家，都是要招徕商贾，没有谁会把闭关绝市当做仁义来施行的。他还说多开一个口岸就多一个口岸的税收，对国家有利，对老百姓也没有坏处。他呼吁撤销出海禁令，鼓励人民从事近代造船业。他说，如果老百姓能够制造火轮船，那就可以和洋人夺利，这和战场上的争夺胜利没有什么差别。

他在出国之前对政治改革的认识还比较模糊和笼统，仅仅集中在对朝廷法度和纪律的剖析上。而这时他的许多思想行为在当时的政治背景下似乎已经走得太远，大大超出了封建制度本身所能调节的范畴，因而几乎受到举国士人的讥嘲和辱骂。他势单力薄，寡不敌众，只能败下阵来。最终他选择了脱离官场。今天，人们有充分的理由将他的政治体制改革的认识与价值观的认定置于某些军事力量的观察与物质条件的比较之上。然而，这是郭嵩焘的悲哀，也是中国近代化的悲哀。中国的现代化道路曲曲折折、反反复复后，历史似乎依然走上了当年他指出的那条道路，所不同的只是付出了更高的代价而已。

难能可贵的是，他早就提出：〃中国五千年政教，其遗留必有可观，正须与泰西相与比较，以考之其得失。〃①他概括了英国富强的原因，推原其立国本末；　所以〃持久而国势益张者；　则在巴力门议政院有维持国是之义；设买阿尔治民；　有顺从民愿之情。二者相持；　是以君与民交相维系；　迭盛迭衰；　而立国千余年终以不敝；　人才学问相承以起；　而皆有以自效；　此其立国之本也。〃

光绪四年（1878）十月，当在巴黎担任驻法公使的他，看到李鸿章通篇谈论枪炮军械的奏文，并得知其跃跃欲试计划购买德国制造的轮船时，毫不客气地说：李相伯考察西洋军火虽然是很精通的，但是很可惜这些都只是洋人一些细枝末节的东西，　而最根本、最精要之处李鸿章却没有注意到。光绪五年（1879）闰三月二十九日，他和友人张力臣谈论西洋政教风俗的本源。在他看来，　李鸿章、丁日昌和沈葆桢都一味地考求西洋富强的技术，对于西洋政教风俗毫不涉及。这是舍本逐末的做法。即便是他们能够使中国的军事装备与技术和西洋相匹敌，充其量也只不过是一些细节问题。更何况当时的中国与西方在技术方面的差距也根本是无法丈量的。

通过参与，他把〃学会〃视为英国富强的原因。他认为，英国国内有很多的〃学会〃，其中也有一些和西方别的国家的〃学会〃有联络。郭嵩焘也参加这些〃学会〃。他在伦敦参加的〃学会〃数目竟有六十多种。比如说；　他关注〃Royal　Society〃su和〃Royal　Institution〃sv；　他把这些〃学会〃视为研究实学的组织①。就连他自己也不会想到，这一步迈出去，他竟成了中国〃向西方寻求真理〃的先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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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室操戈，两败俱伤（1）

到伦敦才几天，他在伦敦日记中写道：（光绪三年）六月二十九日，他翻阅旧时日记，看到，初七，陈筱航前辈为他起了一六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