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8部分 (第3/4页)

部粮食问题。这显然构成了近几百年中国历史中的一件大事，而相形之下，只有二十世纪的有关努力能够与之相比。＇45＇

斯科特《国家的视角》的主旨，即要表明现代国家的那些出于良好用意而设计的项目，为什么导致了那么多的“失败”和“悲剧”？从这种角度看来，乾隆时期的上述努力，岂不是一个很好的例证？＇46＇

也许，缺乏对今天的深刻了解就不可能更深入地了解古人，反之，十八世纪的粮政事件也能使我们更好地理解二十世纪（特别是最后二十五年）的相关问题。

八、议改土地制度

乾隆初年，在政府权力扩张和追求新的努力目标之时，出现了对于土地制度和租佃制度的重大讨论，这可能也不是偶然的。

田制问题是中国最古老的问题之一。尽管从宋代以来政府已很少干预和更改田制。清代初年，黄宗羲等主张恢复井田，说：屯田之行，“知井田之必可复”；李塨主张“可井则井，难则均田，又难则限田”，并着重研究了从地主手中“收田”的具体方法等问题。＇47＇但似乎未能对实际政治发生直接影响。倒是满人在占领辽东以后，曾经计口分田（一男均给六晌），且对内地“富人多占土地”，穷人“没有土地”，“乞食身无一物”的现象颇有指摘。＇48＇

雍正年间，政府曾在旗地上设立井田。＇49＇乾隆初年，御史薛馧奏请限田额，王大臣等提出不同意见，说：

“……（限田之说）本之汉儒，而审时度势，万不可行。盖井田既废已久，田不在官而在民，民之贫富不可强而同。新莽以天下田为王田，禁民不得卖买，遂致民困思乱。西晋以降有行之者，而废坏相踵。他如柴世宗、宋太宗皆欲行均田之法，而田卒未尝均。凡此言之而不果，行之而不能久者，皆不得据为施行之证。故黄义刚问限田于苏轼，而轼以为戏论。前人岂无复古之意？正之夺富予贫为拂人情而违土俗，莫若听民自便之为得也。”

并指出实行限田的实际困难：

“况我朝承平日久，户口殷繁，州县田亩俱有定数，如江、浙等省地狭人稠，必令人各五十亩，安得如许之田？即川、陕等省似乎土满，而以人计地，亦不能各足五十亩。是以薛馧亦知均田之难，而但欲禁富民增置，令贫民各置五十亩之数。此无论田多之人花名诡寄，诸弊丛生，即使富者果皆奉法无违，而现在贫民未有置产之资，反失佃种之业，转致失所，势有必然，……为害甚大，决不可行。”＇50＇

有了二十世纪以来的经验，我们可以知道，土地制度的改变是一件多么艰巨的事情，而仅就限田而言，实行起来也确有很多问题难以解决。但高宗对王大臣等意见，并不以为然，谕：

“朕念切求言，若因此加以处分，恐阻人进言之路；且伊所敷陈者，尚有直赣之气、近理之语，……使此等之言，时闻朕耳，以补朕之遗忘，亦未为不可，……”＇51＇

对改变田制的议论，不但不愿处治，言下之意还颇为嘉许。因此在这之后，仍不断有议论田制的意见出现。直至乾隆八年，漕运总督顾琮奏请实行限田，“以均贫富，与用事大臣争于上前，无所挠挫”，高宗谕：

“朕深知此事，名虽正而难行，即去年盛安均田之说也。因示谕云：尔以三十顷为限，……已至三十顷者，分之兄弟子孙，则每人名下不过数顷，未尝不可置买。何损于富户，何益于贫民？……今辗转思维，即使限田之法，地方官勉强奉行，究于贫民无补，是不但无益而且有累也。……此事著停止，并令各督抚知之。”＇52＇

“名虽正而难行”一语，正道出了高宗的矛盾心情。于是也就像其他的众多问题一样，把它搁置、留给了后人。

其后湖南巡抚杨锡绂谈到这一问题说，米贵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