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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出国组织里的伊斯兰国家则将石油作为沙特国王所说的“战场上的武器”，这些都导致了石油价格的飙升几乎失控。在1973年下半年的6个月里，石油的挂牌价从每桶2。9美元涨到了11。65美元。

虽然赎罪日战争在经过三周的激烈战斗后结束了，但局势已经不可逆转了。西方国家的资金开始大量涌入中东地区：仅仅用了五年时间，石油生产国的总收入就从1972年的230亿美元增长到了1400亿美元。随着城市的繁荣，该地区出现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大量资金被用于修建铁路、学校和医院；巴格达还修建了一座新机场、一栋纪念性建筑物，甚至一个由勒？柯布西耶（Le　Corbusier）设计的体育场。这些变化是如此的巨大，以至于一位日本建筑杂志记者将伊拉克首都的转变与19世纪奥斯曼男爵（Baron　Haussmann）主导下的巴黎重建相媲美。可以想见，这为当权者提供了宝贵的政治资本：波斯湾地区的统治者可以得意地宣称，当下的繁荣要归功于他们的个人能力。

然而，当流入这一世界心脏地区的资金从小溪变为洪流时，统治阶层的野心也开始更加膨胀了。尽管可以将这些钱以传统独裁的方式为民众提供面包和马戏，但是由于可支配的数额实在是太巨大了，以至于这些统治者无法割爱与他人分享。这导致了多元民主发展的明显放缓，取而代之的是小团体统治的强化，其统治成员要么是像在阿拉伯半岛和伊朗那样与统治者或统治者家族有血缘关系，要么是像在伊拉克和叙利亚那样拥有同样的政治理念。当工业化国家正积极打破阶级边界以促进社会流动性，并极力宣扬自由民主的价值观时，这里却倒退成了王朝统治。

石油国——其中大部分位于波斯湾沿岸——的财富积累，是以发达国家经济的长期衰退为代价的。西方被经济萧条和停滞压弯了腰，而石油输出国组织的成员国则国库充盈。正如18世纪全盛时期的英国一样，这些中东国家可以随意挥霍金钱。20世纪70年代是富饶的十年：伊朗航空公司购入了协和式飞机（Concorde）；随着立体声音响和电视等奢侈品的进口量猛增，观众人数也从1970年的刚过200万人增加到了4年后的1500万人。钱花起来没有节制。

正如中世纪早期的欧洲对东方的精美织物、香料和奢侈品趋之若鹜一样，如今的西方也对石油同样渴求，但问题是用什么来支付这一价格高昂的必需品。一千年前，为了筹集这些交易的资金，西方将奴隶卖给伊斯兰国家；现在，为了购买石油，人们想出了更为阴暗的交易：武器及核技术销售。

各国政府积极游说国有企业或支持政府的企业对外销售武器，后者是主要的雇主和纳税者。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整个中东地区的武器进口超过了全球份额的50％。仅在伊朗，国防开支在1978年前的6年间就增长了差不多10倍，其中美国公司得到的订单总价约为200亿美元。同期，伊朗的全部军事开支估计超过了540亿美元，几乎占到该国国民生产总值的16％。

谈及购买武器，伊朗国王举双手赞成。他痴迷于飞机、导弹和大炮，还曾经向英国驻伊朗大使请教：“奇伏（Chieftain）坦克的马力是多少？”这让大使难以回答。从苏联到法国，从东德到英国，所有卖家都想分一杯羹。伊朗拥有着似乎无限的金钱，问题只在于购买谁家的地对空导弹系统、哪国的反坦克装置和战斗机，以及哪个中间人值得信任，以便局外人在这个陌生的圈子里能够顺利地完成交易。

在伊拉克，用于军事装备上的开支在1975年至1980年间增长了6倍，几乎占到国家预算的40％。很少有人担心伊朗与伊拉克之间的地区性军备竞赛会导致什么样的后果，或者不断增长的武器开支将使这两个国家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