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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稍有不慎就会动摇国家根本，大总统对此一直非常挂念。如果此事能够尽快了结，不仅有益于国家民族。也能让大总统早日安心，诸位自然功劳不浅！”

刘成禺突然发问：“说到张春山一案。在下倒有个疑问，军政执法处枪决张春山的军令据悉是出自大总统府和陆军部。在下斗胆问一句，大总统府签署军令时究竟有何证据？”

梁士诒答道：“我们是根据黎副总统的密电。”

刘成禺又问：“黎副总统的密电在法律上只相当于诉讼状，为何不等张春山辩解，便匆忙签署军令加以杀害？其中是不是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

梁士诒道：“张春山是军人，随身携带枪械，党羽密布湖北，逮捕处决所履行的手续自然要和普通国民不同。”

张伯烈插话道：“如果张某没有记错的话，黎副总统的来电中明确指出张春山是小学教员（黎元洪密电中有‘张振武以小学教员赞同革命，起义以后充当军务司副长’的字句），而且张春山第一次入京后被大总统任命为蒙古屯垦使，可知他并非军人。何况逮捕张春山之日并非军事戒严之时，怎么能够适用军令呢？”

梁士诒望了望袁世凯，没有回答张伯烈的问题。

刘成禺又追问道：“大总统，当日杀害张春山到底有何证据？难道就仅凭黎副总统的一纸电文？”

袁世凯只好自己回答道：“张春山的罪证不日即可由湖北寄到北京，还请刘参议员稍安勿躁。”

刘成禺道：“照大总统这么说，杀害张春山时大总统府、陆军部并没有见到证据喽？事情已经过去这么久，张春山早已魂归黄泉，证据才从湖北姗姗寄来，安知这些证据不是事后捏造的？反正现在也是死无对证！即便将来发现证据是假，死者也不能复生，又于事何补？”

梁士诒答道：“虽然当时我们没有见到证据，不过根据黎副总统的来电，张振武的十大罪状已经可以粗见端略。”

张伯烈大声说道：“黎副总统给张春山扣上的十大罪状全系诬陷捏造，即便果有其事，也罪不至死！比如怙权结党。张春山位不过湖北军政府军令司副司长、蒙古屯垦使，有何权力可以凭恃？而且依照《临时约法》，凡我国民皆有集会结党之自由，张春山自然也有这种权利，何罪之有？黎副总统身任共和党之理事长、孙总长担任新中国党之委员长，若是怙权结党为罪，则此二人是罪大恶极矣！

“又如私立军团。张春山不过为了维护湖北大局稳定，收容裁撤军人，成立湖北将校团。试问去年起义之时，各省敢死队、铁血团、北伐队等不一而足，哪一个不是私立？哪一个经过军政府立案批准？如果私立军团其罪至死，则天下革命将士杀不胜杀、死无噍类矣！

“又如蛊惑军士，谋图不轨。张春山起义后便已辞去军令司副司长一职，改任都督府高等顾问。他对各营兵士既然没有统带之权，怎么会有蛊惑之术？武昌少数军人因裁撤发生动乱，意在劫财，此时张春山远在沪上，听说武昌发生动乱，立即四下奔走，动之以情，晓之以理，才没有酿成巨祸。何来谋图不轨之说？

“又如勾结土匪，破坏共和。湖北自光复以后秩序井然，各府县地面上并没有所谓的土匪，怎么能谈上与土匪勾结呢？张春山在湖北倡言革命、舍生忘死，对于满清政府而言诚属破坏，对于民国政府来说则是缔造。而且北上之后，他宴请各党贤杰，消除党见，其维持共和之苦心有耳共闻、有目共睹。不知黎副总统密电中所说的‘勾结土匪，破坏共和’到底是指什么事情？

“再如伙串报纸，大肆鼓吹。诚然，张春山曾创办《震旦日报》，但言论自由，《临时约法》已有明文规定；报纸上刊登批评揄扬文字，只要不是无中生有、污言构陷，同样合乎法律规定。试问大总统、秘书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