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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我母亲的谎言了，她在枪杆子下将自己的童贞缴了械。假如你见到我父亲，你一定会大梦初觉：啊，这是多么男人的一个男人；他这样爱菁妹，菁妹和他是如此的天造地设。

这时候刘先生的女儿走进来。神色是那种最忙碌的人才有的。那种坚信自己所忙的桩桩都是天下大事的人。我始终记不住她的名字，因此只有等她眼睛看着我时，我才能跟她说话。可一般认为自己正在忙天下大事的人很少把目光定在任何人身上。她却在讲着她孩子的保姆多要她的命，一天到晚在电话上跟她情人讲不堪入耳的话。她说：这些中国女人在性上居然也很开化呢！你说是不是？！

我说，是是是。我能说什么？

她说：我问她，唉，你是不是又在打电话？她说：没有哇！你知道我有电话插拨，所以我没办法马上抓到把柄。除非我现在突然赶回去，偷袭她。现在内地女人很鬼，买张很便宜的电话卡，先打电话给男方，然后那男人再把电话打回来，这样他们放心大胆一聊可以聊两三个小时！

我说：刘先生刚才张了一下嘴，要咳嗽的样子。

她说：那个男人是跟着内地一个什么贸易代表团来的。说是要在美国受训六个月。要不是我有一次突袭地回到家，从后院悄悄进了门，还不知她一天到晚拿电话胡扯八道呢。后来我就在电话上装了个小录音机。晚上一听，我的上帝，全是她轧姘头的事！她英文很臭，轧姘头的词汇倒蛮全的！

我说：是不是叫医生来看看？别是哪根管子插得不对劲。

她说：你说我怎么可以放心把孩子交给这种人？

我见她心思完全不在此地。自己又摇头又踱步又叹气。她个头比我高三四厘米，宽度也超过我不少。刘先生说我和她长得颇像，连尺码都一样，看来是他的主观愿望。她有个三个音节的英文名字，不是简妮弗，就是加西卡。她穿一条米色休闲裤，上面一件黑色薄羊毛衫，开襟的，一颗纽扣也不扣，露出里面同样颜色和质地的吊带背心。她没戴任何珠宝，却挂着所谓的抽象首饰。名设计家的这类首饰，往往比真珠宝还贵。她整个人看上去昂贵而朴素，有种知识分子气质，装束却不是知识分子阶层能消受得起的。如果我有选择，我会一丝不苟地拷贝她的这身装束。我也会像她一样随便、洒脱、自信，让所有看着她的人都感到舒服。

只差那么一点点，她和我就会合而为一，现在这个朴素而昂贵装束下的女人，就成了我。我也会像她这样对护士高雅而和蔼地轻声说话，满不在乎地请护士找最贵的守候人，似乎“开销”这样低级趣味的顾虑从来就没有污染到她。她对护士说：一定要请最有经验的，不要移民，那种英语都说不正确的人再认真都会误事。我必须把我父亲托给能完全信赖的人。

我也会像这样一边交代着事项，一边看一眼“卡迪亚”手表，然后打开“芬迪”桶形包，从里面拿出“香奈尔”化妆盒，以及一管“香奈尔”口红。我也会有几十种颜色的口红，供我在看望病人、吃午饭、吃晚餐、参加鸡尾酒会、出席黑领结晚会，看芭蕾听歌剧或交响乐或室内乐，进入摇滚吧、爵士吧，去海滨浴场，去逛商店，去参加葬礼、婚礼，去孩子们的生日晚会，总之每个口红颜色都绝对符合场合，都和背景协调相宜。

她跟护士说：我当然情愿自己留下来陪我父亲。不过我明天晚上的宴会无法取消，因为是州长竞选的募捐宴会，我又是这位州长候选人的私人至交。

假如四十多年前，刘先生先一步占领我母亲，那么现在这个有双目空一切的眼睛的女人便是我。一个州长的密友该有这样一双眼睛，浓妆之后将对人对事更加视而不见。任何人都别想让她从那份自我专注中分心，她那绝无针对性，绝不个人化的微笑擦着情感的边沿错过去。那是一份抽象的热络，制造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