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绅身份的研究》，学林出版社，2000，第1页。

因此某种角度说来，现在中国的中产阶层基本上是第一代。中产阶层的出现和成长与1978年后出现的中国社会的转型有着最为直接和密切的联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导向，产业经济结构的变化，市场化程度的提高，城市化进程的加快，私有生活资料财产权的合法化，多元文化标准的确立等等体现了转型的具体内容，周晓虹：《中产阶级：何以可能与何以可为》，《江苏社会科学》2002年第6期。其中最重要的无疑是成为此后中国社会结构性变化基本特征的经济转轨与市场转型，这是中国中产阶层产生的最根本的前提。因此，对财富、资本等经济地位和市场机会的追求自然成为中国中产阶层的立身之本。

国家语境下的登场

虽然中产阶层乃“后工业语境中的一个世界性话题”，但在中产阶层的生发方面，东亚的个案和西方世界有所不同，其中最重要的区别在于国家或政府力量的强有力干预对于东亚地区阶级结构塑造和重塑方面的巨大作用。周晓虹：《中产阶级：何以可能与何以可为》，《江苏社会科学》2002年第6期。对此，研究者们已有很多论述。具体参见边燕杰主编《市场转型与社会分层》，三联书店，2002；张宛丽：《现阶段中国社会分层近期研究综述》，//�sociology�cass�net�cn/shxw/zxwz/t20040712_2272�htm等。中国共产党的“十六大”文件中明确提出了“以共同富裕为目标，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的“小康社会”发展目标，政府的主观引导为全社会营造出了打造中产的氛围。在这样一种“国家主导的渐进改良式转型”下，“决定社会分层模式变化的因素不仅包含市场机制的因素，还包含有其他的社会、政治和文化因素，其中，既存的政治权力和社会利益会给予社会分层模式的变化以极大的影响。”李路路：《再生产的延续——制度转型与城市社会分层结构》，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第216页。如此一来，不仅中产阶层的构成中存在部分依赖“权力授予关系与行政性进入”陆学艺主编《当代中国社会流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第278～280页。的群体，而且社会总体的中产阶层话语也无可避免地带上了某种意识形态特征。中产阶层成为时尚的话题，但被强调的似乎多是它的社会稳定功能和经济消费能力，作为阶级存在的真正内涵却显得模糊暧昧，而且缺乏价值观方面的考察，难以体现其作为文化领导层的“中产阶层美德”。村上泰亮，同前引书，1987，第187页。因此，中国中产阶层的发展有待于国家与社会的集体培育，其未来的性质与功能也依赖于二者的积极引导。

“休闲经济”的兴起

米尔斯曾经论述道，工作对于美国的新中产阶层来说，已经失去了老中产阶层心目中的神圣地位而演变为“不得不遭受的痛苦”，而随着“工作偶像的衰落”，闲暇偶像开始升起，闲暇道德取代了老式中产阶层的工作道德，闲暇生活以及在现代意义上组织起来的那些娱乐机器变成了认同模型中影响性格形成过程的核心因素。米尔斯，同前引书，1987，第271～273页。米尔斯置身的是从“工作主义”向闲暇、消费主义社会转变的时代，而对中国当代的中产阶层来说，他们诞生时便面临着一个全球化的时代，一个消费社会的时代，“带有浓重的渴望与梦想成分的建立在闲暇基础上的假日形象”米尔斯，同前引书，1987，第272页。已经成为大众传媒的主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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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产阶层的崛起与休闲话语的流行（2）

“目前，我国公民已享有法定假日114天。现实告诉我们，中国人的1/3时间是在休闲中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