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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10月,贺铭与姚玉兰有了第一个孩子,是个男孩儿,取名贺苗壮。这一年,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蓝天四姐妹中第一个受冲击的是许雅君。
十、生死之间
1966年11月某天上午10点左右,一辆军用吉普车开到沙河机场营门口,被执勤哨兵拦住了。从车上下来三个穿着军服、戴着红卫兵袖标的年轻军官,他们自称是“红旗造反兵团”的战士,要见机场领导。团值班员将他们领到值班室,由贺铭干事先接待他们。“同志,请问你们见我们领导有什么事?”“你是什么职务?”“团政治处干事贺铭。”“这事儿你一个小小的干事做不了主,还是让你们领导来见我们吧!”“你们不说哪方面的事,我给你们找哪位领导?”“我们要把‘三反’分子黄晓东的小老婆许雅君带走。”“请问你们有介绍信吗?”听他这么一问,三个人都笑了:”‘文化大革命’就是要砸烂一切旧权威,你还迷信那些印把子,你的观念也太陈旧了。外面是‘四海翻腾云水怒’,你们军营里却还是波澜不惊、死水一潭。”其中一人指着手臂上的红卫兵袖标道:“现在这就是最好的介绍信。”贺铭心想三人来头不小,只有请季平化副政委出面。
季平化来后,三人向他说明了来意,他也向他们表明了态度:“我们不是‘四大’单位,许雅君同志是我团的飞行员,没有上级命令,我无权放人,你们更无权要人。”但三名造反派不死心,他们反复读毛主席语录,宣传当前的革命形势,总之是软硬兼施,然而季平化就是不同意交人。季平化的“顽固态度”使三名红卫兵恼羞成怒,他们给他下了最后通牒:“12点前你们不交人,一切后果由你们负责。”“不用等到12点,我现在再一次明确地告诉你们,我们是决不会将许雅君交给你们的,你们可以走了!”一看季平化的态度,三人知道要人无望,只有悻悻离开,临走时他们留下话:“我们是先礼后兵,本希望你们能支持我们的革命行动,坚定地站在革命派一边,不曾想你们这些保皇派甘当‘三反’分子的避风港,与造反派作对。我们决心将革命进行到底,踢开你们这些绊脚石。”
造反派走后,团、站领导召开了紧急联席会议,采取了四项应对措施:一是营门实行双岗,警卫连成立应急分队;二是由沙河镇油库派出观察哨,发现情况及时通报机场;三是加强对许雅君的保护,近期内不要回家;四是与师里建立热线联系,以便及时请示汇报。团、站领导在讨论时也有不同意见,丁副主任就极力主张将许雅君交给红卫兵,他说军队应该支持革命“左”派。但他的意见被以王英团长为首的领导否决了。会后,他们将会议决定上报师里。师党委研究后同意他们的措施。
下午3点左右,场站值班室接到沙河油库的报告,说有三卡车红卫兵已过沙河大桥,正向机场开去。接到报告后,场站参谋长命令警卫连应急分队跑步到营门守卫,但不要带武器。战士们手挽手组成人墙屹立在营门口,以防造反派冲进营区。二十多分钟后,五辆解放牌儿敞篷卡车呼啸而至,从车上下来一百多名军队系统的红卫兵,他们高举红旗和红宝书,气势汹汹地向营门拥来。上午来过的那三位走在最前面,他们一面走一面高呼口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打倒‘三反’分子黄晓东!”“打倒一小撮保皇派!”造反派在营门与警卫战士形成对峙。对峙期间,红卫兵有时高唱革命歌曲,有时集体学习毛主席语录。季平化副政委来到营门试图与红卫兵代表对话,但话不投机,越谈越谈不拢。时间一长,双方开始有肢体冲突,嘴仗也在升级。眼看局面就要失控,突见许雅君不顾贺铭、俞素梅等人的阻拦来到了营门,她冲破警卫线,站到了红卫兵面前:“你们不是要抓我吗?我跟你们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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