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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故事（《倾城之恋》）结局是壮健的，作者刻画了柳原与流苏的机智与伶俐，但终于否定了这些，说道：‘他不过是一个自私的男子，她不过是自私的女人。’而有些读者却停留于对柳原与流苏的俏皮话的玩味与赞赏，并且看不出就在这种看似斗智的俏皮话中也有着真的人性，有着抑制着的烦恼，对于这样的读者，作者许是要感觉寂寞的吧！”

这里的“有些读者”倒有可能是“不很礼貌”地直指“迅雨”，因其曾在《论张爱玲的小说》里批评《倾城之恋》不够深刻，所以他要替张爱玲“感觉寂寞”。

至于张爱玲本人，她以悲悯的眼神看待世人，而后妙笔生花，把一枝一叶都描勒得清楚剔透；然而她的人却是不染纤尘，对坊间评论向来不放心上，报上杂志上凡有批评她的文章的，她都剪存，还有冒昧写信来崇拜她，她亦收存，但她却不作答。

柯灵在1978年9月的《怀傅雷》和1984年的《遥寄张爱玲》中两次提到这件事，念念不忘，耿耿于怀：

“四十年代初，我和傅雷开始交往，冷不防就爆发了一场不大不小的冲突。那时我们祖国正处于艰苦的抗战年代，上海已经沦陷，用傅雷的话说，那是‘一个低气丈夫的时代，水土特别不相宜的地方’。他用化名给《万象》写了一篇洋洋洒洒的论文，其中有一段话涉及到他和我都很尊敬的一位前辈作家（按：即巴金）。傅雷在法国专攻的学科之一是艺术批评，这篇文章的重点就在于探讨文学创作的艺术技巧。这类问题，本来完全可以各抒己见，无关宏旨。但一则我以为他的意见未必允当，再则这位前辈远在重庆，而我又一向主张，在沦陷区的刊物上，为避免敌伪利用，不宜随便议论身在抗战前线的战友，哪怕这种议论无伤大雅也罢。鉴于傅雷的倔劲相当出名，我采取先斩后奏的权宜措施，发表时把他这一段文字删掉了。这惹得傅雷非常生气，提出要我在报刊上更正，并向他公开道歉。但我通过朋友向他作了恳切的解释，也就取得了谅解。”（柯灵：《怀傅雷》）　。　想看书来

第九章　与子相悦（4）

这篇文章写于1978年，那时国内对“张爱玲”三个字还态度模棱，这使被“*”吓怕了的柯灵在提起旧事时不但要着意避开张爱玲的名字，并且为了不让人看出痕迹来，连巴金的名字也隐去了，用“前辈”代替。由此可见柯灵为人的小心谨慎。

然而他在1984年，终于大起胆子，把事情说得更明白了——

“其实傅雷的议论，还有个更高的立足点，那就是以张爱玲之所长，见一般新文学作品之所短，指出‘我们的作家一向对技巧抱着鄙夷的态度。五四以后，消耗了无数笔墨的是关于主义的论战。仿佛一有准确的意识就能立地成佛似的，区区艺术更不成问题。’一扬一抑，有一段还涉及巴金的作品。我以为未必公允恰当，利用编辑的权力，把原稿擅自删掉一段，还因此惹恼了傅雷，引起一场小风波。”（柯灵：《遥寄张爱玲》）

不过，如果一定要说张爱玲有什么回应的话，那么我以为《传奇》的出版大概是多少含着些负气的意思的。因为傅雷曾在《论张爱玲的小说》结束语里写着：“一位旅华数十年的外侨和我闲谈时说起：‘奇迹在中国不算稀奇，可是都没有好下场。’但愿这两句话永远扯不到张爱玲女士身上！”

这两句话说得相当严重。而张爱玲在三个月后出版的自己的第一部小说集，书名就叫做《传奇》，四天之内全部销光。

一年后她将《倾城之恋》搬上舞台，并在公演前写了篇文章：

“《倾城之恋》因为是一年前写的，现在看看，看出许多毛病来，但也许不是一般的批评认为是毛病的地方……

我喜欢参差的对照的写法，因为它是较近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