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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的历史传统。战后东洋的第一位首相吉田茂曾坦言，在两千多年的历史中，东洋一直是以清政府为师的。其后东洋又从朝鲜、印度学习到不少东西。

在幕府时代，尽管实行锁国政策，但它仍然向荷兰吸取了许多新知识，形成了相当有意义的所谓“兰学”。而明治维新前后，东洋统治者由于尝到了苦头，并从残酷的现实中醒悟到，必须从科学文化和政治经济上向西方学习，否则就不能生存下去。竭力向西方学习，成为朝野上下的大潮流、大风气。

东洋人对外来文化既不一概排斥，也不盲目崇拜，而是对外来文化的优秀部分合理吸收经过创造性的再熔炼，使其具有新的性质而逐步成为东洋传统的组成部分，是一个稳定而又“开放”的文化系统。

清政府的情况比较复杂。历史进入近代，先进的清政府人肩负“救亡”和“兴中”的使命，为救国也向西方去寻求真理。林则徐、魏源的“师夷之长技”旨在维护大清国的独立；洪秀全改造西方基督教为的是建立“男女平等”、“单一神权”的天国；康有为、梁启超推行变法走资本主义道路；孙中山提出“取法西人文明而用之”……这些只反映了清政府近代国情之一面。

从历史上看，汉、唐两朝是历史的大开放时代，然而，自安史之乱以后，特别是唐末以后，却逐步陷于封闭状态。比较地说，宋还不是很封闭的，郑和下西洋以后的明清社会，基本上就封闭起来了。闭关自守带来的社会后果是极其严重的。

如果说，经济上的闭关自守，是清政府近代经济落后的重要根源的话，那么，思想文化上的闭关自守则是清政府近代思想文化落后的重要原因。

乾嘉汉学对古籍和史料的整理，自有其不可磨灭的贡献。但人们不要忘记，当乾嘉学者将自己横肆的天才和巨大的精力销熔于经史之中，搞得梁任公所谓“乾嘉以来，家家许郑，人人贾马，东汉学斓然如日中天”之时，正是西方资产阶级学术思潮**之日。

戴震、惠栋、焦循、阮元之辈，不是生活在但丁、卜伽丘的时代，而是生活在亚当·斯密、李嘉图、卢梭、伏尔泰、孟德斯鸠、狄德罗的时代。当纪晓岚在编纂《四库全书》之余，开始写《阅微草堂笔记》，宣扬“人心微暖，鬼神皆得而窥”、“冥冥之中，有如是之委曲”的前因后果说时，正是法国大革命爆发和进行的岁月。

翻阅历史至此，常常使人废书长叹：若是其时的清政府不是自我封闭，而是能够睁开眼睛看看世界，以乾嘉汉学诸大师的才能和精力，其成就当会有崭新的面貌，清政府的学术思想当不会落后如许，以致第二次鸦片战争时，闹出封疆大吏叶名琛靠吕洞宾的乩语来对付外敌的笑话。正是在这样封闭的历史氛围中，戊戌志士们悲壮而激越的呼号，才显得特别的孤独。

再次，清政府是一个大国，而东洋，则是一个相对狭小的岛国，这种空间背景的差异，也给戊戌变法和明治维新的成败带来相当大的影响。

如上所述，其时中、日两国都已经有了资本主义的萌芽。就近代资本主义经济因素的总量而言，清政府似乎胜于东洋。但以清政府之大，而东洋相对很小，就资本主义经济因素在社会经济总量中所占的比例而言，东洋的这个比例比清政府的要高。

从政治、思想、文化方面的影响来说，天皇登高一呼，就会影响国内的许多地域，甚至能震动国土的大部分。而在清政府，京城发生的一切，哪怕要传递到国内主要经济发达地区，都要经过一段相当长的时间，遑论僻远地区了。

面对苍茫大地，面对层层叠叠的官僚机构，光绪皇帝的诏书也罢，康、梁等人的狮子吼也罢，在很多很多的地方，都仿佛进入一个深不可测的“黑洞”，变得杳无踪影。

清政府社会这种的闭塞性，使辛亥革命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