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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业务员，做了他们工厂的业务，然而到了出险赔付的时候，朱厂长却迟迟拿不到保险公司的赔款，于是自然要将气出在经办人小胡的身上。而且朱厂长负担了太多费用，还被死者家属逼债，于是可能出此下策，绑架小胡，来威胁保险公司赔钱。

我们也将自己的这些想法表达给了警方。

想到这些的同时，我不免感到有些自责——如果我们当初尽快赔出这笔原本就该赔的钱，小胡不就没事了么？

现在小胡下落不明，这是最让我揪心的。他的牙已经被敲掉了，那他身上的其他部位会不会还完整呢？

或许，他已经不在这个世界上了。

十二第二天朱厂长就被带到了警察局，警方叫我和崔经理过去指认。警察没有抓错人，我和崔经理隔着玻璃一眼就认出了他。他坐在椅子上，神情平静，这时旁边走过一位警察和他说了句什么，他一下子变得有些愤怒，和那警察大声说着什么，仿佛在指责警方的无端抓人。

接下来的几天，审讯工作开展得并不顺利，朱厂长一口咬定他与小胡的失踪无关，也更没有可能连夜将小胡的牙齿放到传真机里。

物证方面更是寥寥，这让警方陷入困境。

同时，在小胡的搜救方面也没有丝毫进展，朱厂长的工厂、仓库、住所以及小胡的住所等所有相关的地方，都被搜了几遍，但是遗憾的是，连小胡的人影都没有找到。

恐惧瞬间传遍了我们理赔部的每一个人，谁也不知道下一次会轮到谁的头上，更不知道导致这些莫名其妙的事情发生的，是一种什么力量。

每个人都想尽早了结那个案子，了结那份整日整夜的提心吊胆。压力之下，公司高层终于同意赔款，于是，案子很快就结掉了，包括医疗费、死亡赔偿金、丧葬费、被抚养人生活费等100多万的赔款一次性支付给了新希望模具厂，又由新希望模具厂转付给了死者的父亲。从此没人愿意再提起这件事。

日子一天天过去了，小胡没有再回来。

转眼一个月过去，春节快来了，警方每天都在努力做着搜救工作，却仍没有得到小胡的半点消息。生不见人，死不见尸，这总让我觉得有些难受。我们部门招聘了新来的同事接替了小胡以前的职位，但是我每次看到那位新同事的身影时，始终觉得那是小胡在我眼前晃动。

我怀疑自己被这件事搞得神经衰弱了。

还差几天就是春节了，深圳的每个外乡人都急着往家赶，我也不例外，赶着置办年货，收拾行李，买火车票。2005年的火车票很不好买，由于电话订票订不着，于是我不得不在腊月二十七那天的晚上，连夜守候在售票窗口，排队买票。

售票的窗口有十几个，每个窗口前都排了一队长龙，一直排到黑漆漆的室外。出票频率很慢，于是队伍在蠕动中缓慢前进，不知不觉中我有了倦意。我左右看了看，发现排了半天，自己还在长龙的后端，周围是黑糊糊的天。我看看手机上的时间，已经是下半夜两点了，前后左右排队的人，都被冻得不停地跺脚搓手，吸了吸湿冷的空气，我不禁也觉得凉从心生。

这时，队伍又往前挪动了一点，可能是又出了一张票。紧接着，一个人拿着票，从前面的售票厅里快步走了出来。我无意中一看，居然发现那个人走路的姿势很熟悉。正当我仔细看去的时候，那人却拐了下弯，隐没在人丛里不见了。

这时我突然反应过来——那是……小胡？

我想朝那个方向喊一声，却又觉得有些荒唐，于是暗自摇了摇头，又转过了身。

我想我真的是神经衰弱了。

别想太多了，还是节哀顺便吧。想起小胡，我对自己说。

十三春节过后，繁忙的工作又开始了。上班的第一天，我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