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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在这个小面馆里，我认识了一位乌兹别克姑娘。我那时已经等钱等了二十多天，还没见来，心里就很落魄。兜里一分钱都没有了，还向旅社的老板娘借了十块钱先花着。那天我犒急了，给自己点了一个蒜苔炒肉，（虽然吃面不要钱，可吃肉我怎么好意思不付钱呢？）在固定的桌子上坐下来。她就来了，笑着问我，可以坐下吗。我开始还以为是维吾尔姑娘呢，就点了点头。她坐下来，一边等点的菜，一边主动跟我说话。

我心情不太好，尽管她是个异族美人儿，从生物学的意义上来说，我却没啥反应。但是当我听她说，她是做药材和茶叶生意的时候，我忽然来了兴趣。我又一次想起了仁青与他的女儿卓嘎，也想起了印度阿萨姆与那儿的茶园。

听她说，（很可惜，我实在记不起她的名字来了）她的父亲是个军人，老家在安徽蚌埠，母亲是乌兹别克人。她长这么大，还一次没回过父亲的老家。当她知道我是淮北人，离蚌埠很近时，眼里放出了喜悦的光芒。她说，她就是喜欢汉族小伙子，尤其是安徽人，因为与他的父亲是同乡又同类。她强烈地要求我吃她点的丰盛的菜，还要了一瓶酒。面对这样纯真的女娃儿，我要是再客气那就是孙子了。那天我的肚子美美地享受了一回。我学了不少知识，了解了药材与茶叶商人的运作方法，弄清了如何花十几万元才能办理一张药材出疆证。对于一个每天只要一块钱就可以打发日子，每月只有几十元工资的年轻的家伙来说，她的话每一句都是一声炸雷。一根药材，一块上等茶砖，就是我近一个月的工资。

我对茶叶的兴趣越来越浓了。因此，当我们酒足饭饱，她劝我干脆跟她做生意时，我的心一阵翻腾，就答应了。我们约好第二天再在面馆聚会，仔细商谈。然后她就带我去她住的地方。

我不知道该不该生老安的气，因为就在我要投笔从商的时候，老安派人来找我了。

老安派来的同志见了我就说，我们是第二次来乌鲁木齐了，找遍了国营的宾馆饭店招待所，就是没有个姓胡的记者。你咋就能想起来住到这样的小旅社里？

我不知道说什么好。我确实很激动。终于回到了组织的怀抱，怎么能不让人热泪盈眶？

老安派来的同志又说，我们给你带来了两百元钱，你自己先买票去喀什吧。我们还要在乌市办点事。

我高兴地把住宿费和借的饭钱还清，当时就跑到长途汽车站买了当天下午的车票。

从车站回来的路上，我忽然想起了乌兹别克姑娘。我已经答应她跟她闯江湖做生意了，现在怎么办？

一边是我热爱的新闻职业，一边是刚刚兴起的商人之旅。财富与职业，孰重孰轻？我脑壳里斗争得很厉害。最后，还是圣人的思想主宰了我：商人虽然可以有钱，却没有社会地位。记者虽然清苦，却是上层建筑。富贵于我，如浮云耳！钱财乃身外之物，生不带来，死不带去。大厦千间，只眠三尺；酒池肉海，只饱一餐。等等等等，多少话都在那儿等着呢。

我就这样逃离了富贵，踏上了去南疆重镇喀什噶尔的长途班车，继续我的颠簸穷困之旅。

许多年过去了，我从一个挥斥方遒的同学少年，变成了一个暮气袭来的准老汉了，却越来越认识到上面那些“蛋话”害人不浅！什么富贵如浮云，大家都富贵有啥子不好？钱财不能带走，却可以花销，可以留下。都做精神的富翁，物质的穷光蛋，没有能力消费，怎么拉动内需？怎么刺激生产？又怎么能促进社会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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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菊花醉》后记（3）

在南疆的日子里，我最大的感受，就是离不开喝茶。那儿的水质是优良的，牛羊肉和瓜果是丰盛的，但如果没有茶叶的帮助，那丰富的营养会把人烧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