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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山东不同。直到清代才正式命名为山东省。从此之后,地域范围或有变化,但名称不变,范围出入也不大,与古齐鲁范围基本一致。讲齐鲁文化,先秦时代,以齐、鲁两国地域范围为准,汉代以后以今山东省区范围为准,二者或有不大一致的地方,只能以这个标准处理。

齐鲁缘起于先秦齐、鲁两国,是齐、鲁两国的合称,原是国家概念。齐与鲁是西周初年的两个封国,是西周在东方代行统治权的两个重要阵地。因为西周初建时,东部沿海地区殷人和东夷人的势力强大,不服统治,屡次发生反周叛乱。周公东征,平定武庚和商奄叛乱之后,周王便将两个最得力的人物:周公和姜太公分别

封于商奄和薄姑旧地,建立鲁国和齐国,以镇抚东方殷人和夷人。鲁居泰山之阳,都曲阜,齐居泰山之阴,始都营丘(今山东昌乐,一说即临淄),后迁薄姑,再迁至临淄。齐、鲁始封时,地方各百里,至春秋战国时期,经过数百年的兼并战争,两国疆域不断拓展扩大,基本控制’了今山东地区。而且随着两国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民族融合,人文同化。文化的交流,齐、鲁两国内部联系逐步加强。有别于中原、燕赵、秦、晋、吴越、荆楚等的齐鲁地域文化圈逐步形成。“齐、鲁”一词也逐步联系起来,由国家概念向地域概念过渡。

首先将齐、鲁联系起来的是孔子。他说:“齐一变,至于鲁:鲁一变,至于道”。(《论语—雍也》)这是指齐、鲁两国思想文化的联系和区别而言的,还未把齐、鲁联为一个词。过了不久,他又说:“齐、鲁之故,吾子何不闻焉。”(《左传—定公十年》)又进一步强调了两国文化的内在联系。但是,这里的“齐鲁”仍是国家概念,各自独立其义。到战国后期,“齐鲁”才真正组成一个词,成为含有统一文化特点的地域概念。最早把“齐鲁”作为统一地域概念使用的是苟子,《苟子—性恶篇》云:天非私齐鲁之民而外秦人也,然而于父子之义,夫妇之别,不如齐鲁之孝具敬父者,何也?以秦人之纵情性,安恣睢,慢于礼义故也,岂其性异矣哉!把“齐鲁”与秦对言,显然是指两个地区。齐鲁地区的人文与秦国地区的人文有何不同呢?齐鲁尚礼义,有“礼义之邦”誉称,秦则缺乏礼义文化,是其政教不同造成的,绝非因为人的本性不同。从此之后,齐鲁一词便经常出现,或作为国家概念,指齐、鲁两国;或作为地域概念是指今山东地区;或作为地域文化概念指齐鲁文化范围。如《史记—儒林传》云:“韩生推《诗》之意,而为内外传数万言,其语颇与齐鲁间殊。”就是说汉代生于燕郡(今北京)的韩婴作《诗》内外传(即《韩诗》),其语言和学术观点,与齐鲁地区作为今文或古文经学的《诗》论特点明显不同。《汉书—艺文志》说:“汉兴,有齐鲁之说”

山东作为地区名称,历史上出现很早,而且变化很大。春秋时期,晋国居太行山以西,称太行山以东为“山东”。北魏建都平城,五代时晋亦在太行山以西,故沿用古晋称太行山以东为“山东”。战国、秦、汉时期则是指崤函以东地区。因为秦在关中,故称崤函以东六国(楚、齐、韩、魏、赵、燕)为山东六国,或云关东六国。此时山东与关东意义相同。如《管子》书就有“楚为山东之强国”语。汉初贾谊的《过秦论》多次用山东提法,如说“秦并兼诸侯山东三十余郡”,又有“山东之国”、“山东豪俊”、“山东大扰”等说,皆指崤函以东地区。故叶圭绶《续山东考古录》卷一说:“山东之称,古或指关东言,或指太行山以东言,不专指今山东也。”

秦汉一统之后,关中与山东(或关东)在政治上的对立消失,山东的含义也发生了变化,出现广、狭两义。广义的山东是沿袭战国时的旧概念,狭义的有专指齐鲁地区的意义了。《史记—酷吏列传》载:御史大夫齐地苗川国薛(今山东寿光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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