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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一

于建嵘(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所社会问题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读完蔚然的《粮民——中国农村会消失吗》,我深感愧疚。

这首先在于,这本书所记录的真实中国农村的贫困,远远超出了我们从一般媒体上所接受的资讯,甚至超出了普通城市居民或富裕地区民众的想象。这本书中的“故事”,用“个人史”的方式描述出社会的一个断面,有助于读者更全面地了解中国社会,对中国问题增加几分必要的焦虑感和紧迫感。这本书也记录了当下社会中不为人知的真实,为历史留下了有价值的“影像”。

这么多年来,我们都知道有城乡二元结构,也了解了一些农村和农民的贫困,但并不能真切地感知边远地区的贫困之深,不能感受这些贫困对于具体的个人的意义。这本书给了我们具体的感性认识。如果人生只能为生存挣扎,并且放低到最低层面,活着的全部目标和意义就是一口饭,一件衣,人又有什么尊严可言?又有什么“自由发展”的可能呢?而更严重的问题是脱贫无望。根据世界银行的说法,贫困不仅仅是收入低微和人力发展不足,它还包括人对外部冲击的脆弱,包括缺少基本权利和被社会排除在外。因此,贫困不仅是物质生活的困顿,更是因缺少出路而产生的束缚感和无力感。这种赤贫下,人要么麻木地绝望苟活,要么寻求宗教的慰藉,要么滋生严重的刑事犯罪。

是的,贫富差距很大,贫困问题很严重,但我们常常会将其归咎于社会问题,将消除贫困完全看成是党和政府的责任(当然这的确首先是政府的责任),很少有人会将其与自身联系起来。即使是善良人士,通常也只是选择捐款捐物来表达爱心,我这样的研究者也为“建言献策”而得到满足。但作者却不是这样,他走得更远,更坚决,更加的无私。

作为一位中文系的毕业生,一位生活和工作在大都市、衣食无忧的白领,蔚然本与三农问题距离遥远。但他不仅数年如一日,利用业余时间思考农村、农业和农民问题,更是一个积极的行动者,致力于将自己的研究成果投入到解决农民贫困的实践中去。1997年,他为重庆市巴南区小观镇柑桔产业作了规划,一年后就有了成效。2000年,他骑自行车走完了焦作五县四区,完成了农业发展规划报告,并为提供最迫切需要的手把手帮扶,不惜辞去了在北京的工作。2006年他开始发起“万村行”活动,立志用25年走遍全国所有行政村,每村帮扶起一至三家农户走上健康、良好的发展之路。

而他所进行的帮扶“万村行”,实实在在地给农民送去了技术、信息,也给农民送去了信心和关怀。这个过程中,他付出了时间、金钱和劳累,收获的是农民的增收。我自己作为一位专职的农村问题研究人员,为没能像作者一样努力而感到愧疚。

但愧疚之外,我也为作者参与公共事务的热情与执著而高兴。我们都已经认识到,政府不是万能的,和谐社会的建设需要公民的主动参与。“公民意识”与“公民参与”的自觉,正是蔚然在“爱心”之外另一方面的关键词。而从“万村行”那里,我还看到了公民参与的作用。它是蔚然一个人的责任感与能力结出的果实,在中国当下的现实语境下,公民意识、公民权利和公民社会等都处于刚刚起步的不完备阶段,它的发展与进步,离不开蔚然这样的先行者。

更为可喜的是,作者的帮扶行动背后更汇聚了许多志愿者、热心人的力量。像作者这样“专职”做无偿的公益,毕竟只能是少数。而普通公民只要量力而行,集中起来就相当可观。但可惜的是,他们对作者事业的帮助只能是非制度化非组织化的,虽然灵活,却难免缺少可预期性。如果蔚然的帮扶基金会能顺利成立,就能够把社会上对贫困民众的关爱有效地集中起来,将资金、农业科技知识、创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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