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1部分 (第2/5页)

我也听过。”我说。

“我问干部大家吃香蕉皮，但是谁吃了香蕉肉了？哈哈哈哈。”

“那么在上海依靠谁？”

“我到亲戚家里，大家都当我是瘟生，恨不得马上把我赶出去。”

“那怎么办？”

“后来我在报纸上看到一段广告，说可以帮忙人家到香港去。”

“这种广告怎么登得出？”

“那是社会最乱的时候，举行了大鸣大放的运动，一切很放得松，后来才抓人。”

“你去找了那个组织了？”

“对。”倪匡兄说：“他们问我，你会不会讲广东话？”

“有什么分别？”

“不会讲的收费四百五十人民币，会讲的比较便宜，收三百。”

“你当时已经学会了广东话？”我惊讶。

“那么难讲的方言，我现在还学不会呢，哈哈哈哈。”倪匡兄大笑：“付了四百五十。”

“哪来的钱？”

“亲戚们怕我和他们搭上关系，万一我被抓到，他们就倒了祖宗的楣，都很愿意出点小钱让我失踪。”

“怎么偷渡的”？

“搭火车到广州，用船运到澳门，再从澳门把我们送到香港。”

“到了香港就去找家人？”

“不，我很独立，不想增加他们的负担，身上还留了几个钱，先买一碗饭来吃。”

“第一次吃的是什么饭？”

“叉烧饭。”倪匡兄说，“天下哪会有那么好吃的饭！一大碗，上面铺着几块叉烧，肥得油都漏了出来，流到碗边，再滴在手上。啊！那种感觉，还没有吃，已知道是又香又甜的；我只看着，就笑了出来。到了现在，我一看到大碗饭，也还会笑的。”

“上海没叉烧饭吗？”

“有，叉烧在上海也看过，但是不是每一个人都吃得起的。”

“到了香港，怎么干活？”

“那时候有一大群像我那样的年轻人，都集中在一起，很团结。蹲在工地上，等工头来叫去打工，日薪三块七，给工头抽去八毛，剩下两块九。二三十个人，被叫去十几个，剩下的人没工开，等大家回来，分了钱，一齐吃，有时候不够钱吃饭，就分了去喝咖啡。”

“喝咖啡怎么喝得饱？”

“有糖呀！”

“糖？”

“看到桌子上一缸糖，我问要多少钱？朋友们回答不要钱。哈哈哈哈，有这种事？糖不要钱？当然拚命下咯，我到现在喝茶喝咖啡，还是要下很多块方糖的。”

“……”

倪匡兄继续说：“到了香港，真是觉得海阔天空。说到距离，上海和香港并不远，但完全是另外一个世界，人家都说香港的空气大受污染，我当年感觉到的每一口都是新鲜的。三藩市的空气大家公认是比香港好的，但是我在那边天天要打三个喷嚏，现在回来了，鼻敏感都马上医好了，你说香港的空气有多美呢！”

生饭

“来了香港之后，你是怎么写起小说来的？”我问倪匡兄。

好像是昨天的事，他记得很清楚：“一群从大陆来的青年，在荃湾地盘等开工，闲起来就看看报纸，副刊上有篇万言小说，每逢星期天出一次，我一面看一面说：‘这种东西，我也会写。’没有人相信，我就花了一个下午写给他们看。”

“是什么报纸？”

“《工商日报》，我大胆地投稿，想想也没有什么希望，试一试罢了。几天之后，编辑就叫我去谈，说可以用我的稿，得到九十块钱稿费，笑了三天。别忘记那是二块九毛可以吃四碗叉烧饭的年代。”

“你记得第一篇小说叫什么吗？”

“叫《活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