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部分 (第4/5页)

问：你以杂文成名，现在却潜心于历史研究，对一个长年从事杂文写作的人来说，这代表什么转变或意义？

柏杨：我一直很喜欢历史，因为历史本身就是最好的故事，而中国历史更是世界所有历史书籍中最丰富的，没有一个国家的历史可以像中国追溯到四千年之前，甚至连那一年、那一月、那一天，包括早上还是晚上发生的事，都可以留下详细的记载。

印度根本就没有历史，罗马帝国也没有中国这种编年体的详尽记载。但中国人有这么丰富的东西，自己却看不懂，这是多么大的遗憾！

我翻译《资治通鉴》以后，收到各种各样的投书，但我每收到初高中学生的来信，听到他们说如果你不翻译《资治通鉴》，他们可能一辈子都看不懂时，心里真是异常感动。如果中国人连自己的历史都不懂，那该是多大的悲剧，我在想，这个工作现在不做，再经过几十年，中国人读古文的越来越少，工作将更困难。我一直期望中国文化中的病毒，能被大家彻底认识，彻底铲除，而这思想越早在心里播种，认同这种想法的人愈多时，这一股力量酝酿成熟以后，中国才有希望。

杂文虽然有杂文的价值，但杂文往往只是对变态现象的一种抨击，翻译《资治通鉴》，不只是对当时现象，还兼及导致这种现象的病根。

亵渎君主的柏杨（1）

访问者Alain　Peyraube先生·翻译者梁其姿小姐

文载1984年6月8日巴黎《世界日报》

问：你在狱中的日子是怎样度过的？对你来说，最难受的事是什么？

柏杨：开始和结束时最难受。开始时，我以为这只是一场误会，他们可能做事太积极，抓错了人。很久之后，我才顿然领悟，这是上面要重重惩罚我的思想过于独立。当时，我非常害怕从此湮灭，尤其审问时所用的刑罚十分可怕，他们不断拷打我、折磨我，迫使我供出我不曾犯过的罪。后来我的腿被打断了，他们送我入医院，在那里，我受到不错的待遇，因此，我又开始怀着希望。我对自己说：“既然他们要医治我，那就是说明他们要保留我的性命。”当我获悉我的判决时，即大大地松了一口气。在狱中，我很快便适应生活，习惯被隔离的感觉和物质的缺乏，以及饥饿等等。

问：入狱后他们有没有继续审问你？你有没有被迫向狱吏表白你的“坏思想”，被迫经常作“自我批判”？

柏杨：没有。在台湾，一旦刑期被宣判后，犯人便得到某种安宁。原则上，他们不会再折磨你。不过，我服刑期满后，却重新体验到恐怖。虽然我从狱中被释放出来，但他们却一直把我软禁在绿岛。在软禁期间，我一度完全放弃重获自由的希望，那时候的生活的确可怕，我甚至没有可谈话的对象，每天都在等待、焦虑中度过。

问：短篇小说和讽刺性杂文，在你作品中占有重要的位置。你对这两种表现形式，是否有特别的偏好？

柏杨：没有。但读者较喜欢后种形式的作品。我想以我深感兴趣的主题而言——如嘲讽人性的愚蠢、自大和虚伪，杂文的形式可能较为适合。短篇小说以篇幅短小取胜，所以重要的意思要直截了当地写出来，不能赘述多余的细节或微妙的心理状况，这类描述可能把某个人物的复杂性格衬托得更完满，但最后却把重要的主题在次要角色的描述中淡化了。

问：最近你正在把一位十一世纪史学家司马光的作品《资治通鉴》译成现代中文，这是否代表你作家事业的转折点？

柏杨：我至今仍不太清楚，可能是，可能我不会再写小说或杂文。自我入狱后，我对历史的兴趣增加了许多，我觉得历史著作并不是次要的文学类别，同时我觉得，在台湾，历史该担当非常重要的角色，年轻一代正面对着文化脱离的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