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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案犯已经押送到富尼汉那里去了），还向张乞婆供词中提到的所有同伙所在州县发出了通报。弘历也确实对此案的细节深感兴趣。他对扬锡绂奏折的批语表达了他对案情的怀疑：此案背后”必有深谋远虑之人，不可以寻常谣言视之”。

作为德州知府的上司，山东巡抚富尼汉当然也收到了石知府关于张乞婆等偷剪衣襟案的报告。由于他正忙着其他的案子，便命人重新审讯了两个老妇，结果两人都翻了供。张乞婆说，她去那条运粮船只是为了乞讨，但船丁的侍女突然叫起来说自己衣襟被剪掉了，人们于是把她当作嫌疑犯抓了起来。审讯的官员们实在找不出什么犯罪证据，甚至认为那块割下的布片是栽赃。富尼汉决定把案犯调来亲自审讯，但手下人报告说张乞婆刚刚病死在县牢里。

不管案情多么荒唐，富尼汉还是盯着两个老妇的原供和她们所供出的那些同伙不放。在朝廷的压力下，他只能对案子追踪不休。他向弘历担保，自己已将该案涉及到的一些人名通知了邻省直隶，根据张乞婆的供词，这些人就躲在那里。但富尼汉的勤勉并未给弘历留下任何印象。在一份上谕中，弘历问道，为什么富尼汉没有亲自比较一下从张乞婆布袋里搜出的布片和被剪的外衣？女人的衣服是特别容易辨认的，根据颜色的深浅，布料的长短以及“布帛之粗密”应能够很容易辨出证据的真伪来。如果他身为天下之主尚能注意到这些细节，一个认真负责的官员又怎会没有想到这些呢？在承德当值的军机大臣傅恒和尹继善密切关注着此案。他们注意到杨锡绂原奏中提到的两个和尚没有出现在富尼汉的奏折里，就起草了一份上谕给山东。“既然这两个和尚为该案嫌犯，就应上紧严查”，富尼汉怎能轻易放过他们呢？富尼汉的回答是，虽然张乞婆原供中曾提到过他们，但她随后就翻供了，进一步的调查则证明这两个和尚井无犯罪嫌疑。至于衣服，则明显地是被锋利的剪刀剪过的，而张乞婆的那片布则不是；而且，布的剪口曲折弯环，显然不可能是在匆忙仓猝间完成的。尽管有这些“疑点”，富尼汉还是不得不向承德行官奏报了所有涉案人的姓名。

我们无法知道是否对两位老妇用了刑，法律的规定是不准对妇女用刑的。她们的糊涂和昏迷在档案里有明确的记录，而张乞婆的瘦死狱中则透露出狱卒并没有因她们的性别和高龄而待她们好些。

她们的供词虽然在许多地方被拆穿了，但仍提供了新的、被看作很有价值的线索。相应地，七个新的名字被列入了缉捕名册。

对嫌犯的围捕

至此为止，浙江的官员还未抓到一个名副其实的妖党，尽管这里是妖术案的发源地。但永德在经历了两个月来弘历朱批的压力后，至少已找到了一种说得过去的办法来从事这场清剿。

他在10月4日奏报说，浙江已逮捕了许多嫌犯并对他们进行了严厉的审查。寺庙和朝圣场所都派出了巡兵和差役以缉捕嫌犯，许多州县已经抓获了一批。从弘历的朱批已经停止对永德的苛责来看，这样的成绩显然使他感到满意。让我们对永德在浙江的清剿稍作考察，看一看他用以对付剪辫妖术的办法以及他所缉拿的各色人等。

9月30日傍晚，永德离开了乡试考场，第二天就会同省臬藩两司及绍兴道台去审讯罪犯广参。这个游方卖卜的和尚没有固定落脚的寺庙，因面目可疑并携有符书而被捕。他说，本年3、4月间他借住于觉皇寺僧人德操处，在那里看到一本占病符书，便说服德操将书借给了他。德操还给了他二十余张“镇宅保蚕之符”。广参否认做过任何为匪不法之事，并且显然说服了他的审判官。然而，圆滑的永德又向弘历报告说，广参“所携符书均属荒诞不经，亦有应得之罪”。遵照弘历若剪辫案犯经“反复推求，审无实据，可随时省释”

的上谕（引用弘历9月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