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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选择比较优势竞争所能获得的收益大于选择自主创新竞争所能获得的收益，那么任何行政命令都是无效的，除非政府不想要市场经济。所以，政府是不能命令企业做什么或不做什么的，政府可以参与自主创新，但是政府在自主创新过程中所要承担的职能与企业所要承担的职能是截然不同的，并且它们在决定是否需要进行创新时所依据的准则也是截然不同的。所以，我们千万不要将政府利用财政支出进行的创新活动与企业使用投资者的资金进行的创新活动混淆在一起，以免发生不必要的决策错误。

华民，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本文选自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的《大国策》丛书。

改革开放30年：快速转型中的中国社会（1）

改革开放30年：快速转型中的中国社会

郑杭生

快速转型的中国社会的一个鲜明特点是两重性和复杂性；　即社会优化与社会弊病并生、社会进步与社会代价共存、社会协调与社会失衡同在、充满希望与饱含痛苦相伴。当代中国社会的进步是如此巨大；　代价是如此沉重；　正反两个方面的情况是如此复杂；　对比是如此鲜明；　应对并不容易。中国社会不仅进步和代价反差鲜明；　而且社会代价、社会问题；　又有自己非常明显的特点。这就是不同时段、不同空间的社会问题和社会思潮；　一下子出现在面前；　极大地增加了中国社会管理和治理的难度。无论是对中国社会巨大的进步；　还是对它的沉重代价；　国际社会都作出了不同的反应；　对许多外国人和不少西方理论来说；　中国社会成了一个无法准确判断的“测不准”的社会。这一方面是因为他们有很多根深蒂固的偏见；　意识形态的有色眼镜；　另一方面是因为他们一直低估中国社会极强的自我调适能力。中国社会这种极强的自我调适能力突出地表现在三个相互联系的基本要素上：　第一；　它有坚定不移的共同目标；　第二；　它有无可比拟的社会动员能力；　第三；　它有无可替代的社会领导核心力量。这三者是中国社会沿着既定目标前进的强大推动力。

一个进步代价反差鲜明的社会

1989年我曾在一篇文章中指出：“中国社会学必须植根于转型中的中国社会；才有可能具有中国特色。能否从自己特有的角度如实地反映和理论地再现这个转型过程的主要方面；是中国社会学是否成熟的标志。中国社会学离开转型社会的实际；就会成为无本之木、无源之水。”在纪念改革开放和中国社会学30周年的时候；我感到这个主题仍然非常合适；而且上述这些看法也越来越为实际所证实。

这么多年过去了；随着我国各方面深层矛盾的日益暴露和展开；上述“转型过程是一个既充满希望；又饱含痛苦的复杂过程”不仅仍然持续着；而且更加突出。人们更清楚地看到社会快速转型期的一个鲜明特点；就是社会优化与社会弊病并生、社会进步与社会代价共存、社会协调与社会失衡同在、充满希望与饱含痛苦相伴。改革开放以来；以社会快速转型形式出现的社会巨大变化；表现在中国社会生活各个领域。这些变化在速度、广度、深度、难度和向度上都是前所未有的。其中；城乡面貌、利益格局、社会关系、次级制度、社会控制机制、价值观念、生活方式、文化模式、社会承受能力等领域的变化尤为显著。十六届六中全会用四个“深刻”来概括上述空前巨大和激烈的变化；即“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

全球视野中的社会转型快速转型中的中国社会的极端复杂性；首先表现在中国每一个社会领域都有两个方面；都有两重性。一方面；上述各个社会领域都得到不同程度的优化；另一方面；又引发了、出现了大量问题；有些问题还十分严重。一方面；改革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