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廷的上书中已隐含了这一意思：应“删除满汉名字籍贯，而正定国名，即永名中华国，上自国书、官书莫不从同，自满、汉及蒙、回、藏既同建一国，并当同为中华人，不得殊异，其满人并赐汉姓，俾合同而化，永泯猜疑，则团合大群以强中国，莫善于此”。这里表述的五族“同建一国”，“同为中华人”，明显是与后来的中华民族概念相结合的。

梁启超是西方民族主义概念的最早传入者和阐发者，自1902年起便力倡“新民说”，意在培育国民的*意识、人文素养、进取精神，从内在精神上强国兴邦、振兴民族。同时他反对“排满复仇”，提出“合汉、合满、合回、合苗、合藏、组成一大民族”的主张。这一思想也为国家层次上中华民族概念的产生做了铺垫。

“中华民族”一词于20世纪初年较多地出现于梁启超、章太炎等人的言论中，只是这时还更多的是“汉族”的同义词。辛亥革命推翻了中国的封建专制体制，建立了“*”，实现了维新派和革命派以“中华”为国号的共同理想，也为“中华民族”概念的流行和含义的扩展开拓了政治空间。随着推翻清朝统治革命任务的完成和维护国家统一的需要，民国建立之初的孙中山马上提出了“合汉、满、蒙、回、藏五族国民，合一炉以冶之，成为一大民族”的主张，同时将表示“五族共和”的五色旗作为新政权的国旗。于是，建立在国家统一基础之上容纳中国各民族的“中华民族”观念正式出现。然而在其晚年，孙中山又提出了“民族主义就是国族主义”的“国族”理论。他极力推崇美国的民族融合模式，建议“仿美利坚民族底规模，将汉族改为中华民族，组成一个完全的民族国家，与美国同为东西半球二大民族主义的国家”。这就将“中华民族”演绎为以汉族为核心的，需要对各民族加以同化才能完成的正在建设中的“国族”。

中华民族凝聚力的更新和重构（4）

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政府继承了孙中山民族主义中的同化思想，直至后来提出了所谓中国各民族为同一民族之“宗族”的理论，遭到了中国共产党的严厉批评。

将“中华民族”拖出同化论泥淖的主要力量是中国共产党，但它也经历了一个从不自觉到自觉的过程。1922年7月，中国共产党在其“二大”政治纲领中提出“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的完全独立”，其中的“中华民族”与“国际帝国主义”相对，明确为国家层次上的民族概念；1925年中国共产党在其“四大”《对于民族革命运动之决议案》中，批判了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民族运动，将“中国以大中华民族口号同化蒙藏等藩属”的政策视为“世界革命运动中之反动行为”。这都表明中国共产党从一开始就与基于民族同化思想的中华民族观划清了界限。但同时期党的文献在使用“中国民族”或“中华民族”概念时又常与“少数民族”相并列，这又说明党对“中华民族”的理解还不够明确或自觉。

自20世纪30年代开始，随着日本侵华战争的迫近和中日民族矛盾的加剧，中国共产党对“中华民族”的使用渐次增多，而且多用在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语境之中。1934年由中国共产党提出的《中国人民对日作战的基本纲领》讲到：“中国人民只有自己起来救自己——中国人民唯一自救和救国的方法，就是大家起来武装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就是中华民族武装自己。”这里的“中华民族”被明确地作为“中国人民”的同义语。1938年11月6日，《*中央扩大的六中全会政治决议案》中提出了“全中华民族的当前紧急任务”，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