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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而我们当然不存在合法性的“政绩困局”现象。但是也有一种倾向值得注意，就是社会上有一种思想，以为只要经济增长了，合法性就有了，社会就必然是稳定的；或者认为只要经济上不出问题，政治上也就不会出问题。根据我们上面的分析，这种想法在逻辑和理论上是站不住脚的（它把有效性等同于合法性了），而如果付诸实践，其危害也将是严重的（将很难避免合法性的“政绩困局”）。因此，我们必须对此保持高度警惕。

经济增长与合法性的“政绩困局”（4）

经济增长常常被比喻为把蛋糕做大，但是蛋糕做大了，是否就可以解决一切矛盾和问题呢？显然不能。蛋糕做大了，至少还有个如何分配的问题，分配不公，同样会引起矛盾、激化矛盾。因此，把经济增长等同于政治合法性的观点在逻辑上是有根本缺陷的。具体来说，这些缺陷包括：第一，经济增长只是经济总量的增加，单纯的增长并不能使人们感觉分配的公平。而后者也会直接影响到人们对政治体系合法性的判断。就我国而言，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人们就曾对“端起碗来吃肉，放下筷子骂娘”的现象感到不解，其实这正是经济发展后人们关注公平分配而产生的结果。随着改革开放的发展，在经济增长的同时，近年来地区差距、行业差距、人们的收入差距在拉大，当然这其中也包含为了保持效率所必需的差距，但差距的过大必然会引发矛盾。学术界近年来对我国社会基尼系数的计算尽管有一些争论，但不可否认的是，这一系数已相当高了，并且还呈发展之势。这说明社会的贫富分化必须引起高度重视了。第二，即使在经济增长的同时实现了公平分配，这也只是保证了人们经济利益的实现，而人们政治利益的实现是经济增长所无法自动完成的。虽然在政治学上有所谓“李普塞特假说”，认为经济增长会带来*的发展（或者说经济增长与*成正比例关系），且不说这个“假说”在理论上本身还很具争议，即使有一些事实可以确证，那也是在经济增长的基础上，政治体系自觉或不自觉的调整、改革的结果，而不可能是经济增长自动实现的。而且，我们还必须注意到，在人们还不能解决温饱时，实现经济增长、提高人们生活水平对政治体系合法性的提高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但当人们的温饱问题已经解决时，人们给予更多关注的可能就不是经济（或者说不单纯是经济），而会转移到政治等其他问题上去了。20世纪*十年代一些威权国家的政治转型就说明了这一点，在实现成功的经济增长后，相对的经济繁荣和生活水平的提高极大地减弱了民众经济上的不安全感，因此越来越多的人关注的焦点逐渐从物质上的改善转移到生活质量的提高，尤其是政治生活质量的提高，而这是威权政府难以满足的，从而产生了合法性危机。第三，作为合法性基础之一的有效性或者政绩，是政府公共政策的绩效，创造这些绩效的公共政策并不只是追求经济增长的经济性公共政策，而且还包括保障公民基本权利和自由、维护国家安全与利益等方面的政治性公共政策，以及实现社会公平、环境保护、可持续发展等社会性公共政策，因此，仅有经济增长这一经济性公共政策的绩效，而在政治与社会公共政策方面无绩效，也会影响到公众对政府绩效的评价，从而影响到政府的合法性。而且，我们还必须注意，公共政策是一个复杂系统，三大公共政策之间是互相影响、互相制约或互相促进的，如果没有政治与社会方面的有效的公共政策相配合，单纯靠经济性公共政策也是不可能长久地维持经济的高速增长的。第四，过分注重经济增长，注重“政绩合法性”，在一定程度上会刺激“唯政绩主义”，这会导致一些对合法性有严重损害的行为：一些官员为了个人政绩，会出现“唯经济指标”现象，一切为了指标，一切以指标为转移，为了政绩而乱摊派，搞劳民伤财而难有实效的“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