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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动状态的农民工接受任何技能培训都将是临时的、不确定的，这种状态不仅会让农民工接受技能培训的积极性与主动性受挫，还将使技能培训流于形式。如果能够让农民工安居乐业，农民工的培训才可能取得真正的成效，农民工的素质才可能获得真正的提升，国家发展的最高利益才可能切实得到维护。

第九，解决农民工问题需要多管齐下，但政府承担起自己的责任将是最重要的。例如，立法机关需要承担起制定与完善相关法制的责任，包括修订旧法、制定新法，确保农民工的经济、社会、政治权益有明确的法律依据与切实的法律保障；司法机关需要利用司法权威来维护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并制裁那些损害农民工权益的违法者；雇主必须遵守国家的劳动法规及相关法律与政策，树立与现代文明相适应的财富观，平等地对待农民工，并承担起相应的社会责任；社会（主要是城市社会）急需树立公平、正义、共享的核心价值观，用平等的理念与包容的心态实现对农民工的真正开放，并对农民工融入城市采取真正欢迎与积极鼓励的取向；农民工自身则需要不断提升自己的素质，并有理性的、长远的发展规划。在解决农民工问题时，政府的责任是最大的，因为法制的实施离不开政府，农民工与其他群体利益分歧需要政府公正裁判，农民工素质提升需要政府投入相应的财力、物力与人力，农民工融入城市尤其需要政府完善现有的政策体系。因此，政府需要承担起确保平等对待农民工的各项法规及政策得到落实的责任，通过法律赋予的行政权力来纠正损害农民工权益的现象，同时还应当制定解决农民工问题的长远规划，真正按照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的思路来提出农民工问题的解决思路与科学合理的方案，并负责付诸实施。

中国农民工问题：理论判断与政策思路（10）

第十，农民工问题解决的好坏与快慢，不仅决定着我国解决“三农”问题的进程，而且决定着我国协调、健康、文明发展的进程与现代化进程。我们认为，“三农”问题解决的根本出路在于减少农民，而大量农民工流入城市或者进入乡镇企业务工，使得农民工可以摆脱土地的束缚；劳资关系的确立与延续，又使其可以真正从土地上解放出来，这有利于缓解我国人多地少的矛盾，进一步释放农村的劳动生产力，向乡村传递城市文明，并为农村土地资源的集约化、规模化经营及农村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提供基本条件，从而推动农村土地制度的新变革和新农村建设。解决好了农民工的问题，便解决好了“三农”中的关键问题，也解决好了我国工业化进程中的产业升级问题和城乡现代化进程中的关键问题。反之，则将会直接影响到我国经济社会的健康持续发展，甚至可能爆发巨大的社会危机。因此，农民工是从经济、社会、政治乃至文化等各个层面联结城乡的纽带，也是城乡协调发展与地区协调发展的纽带。抓住了农民工问题，也就抓住了现阶段中国发展的关键，农民工问题的解决是最终解决“三农”问题和加快推进以工业化、城市化为主要标志的现代化进程的标志。

三、解决中国农民工问题的政策思路

以上是在调查实践基础上从理论角度对中国农民工问题作出的基本判断，应当成为国家解决农民工问题政策思路的基本出发点。面对如此规模巨大的社会群体，任何轻视农民工问题或者不能妥善解决好农民工问题的做法都将导致极为严重的社会、经济与政治后果，能否妥善地、全面地解决好农民工问题，将是对中国共产党执政能力和政府行政管理能力的巨大考验。因此，应当将农民工问题作为中国未来十年发展中的头等大事来看待，统筹考虑、综合协调、近中长期目标相结合，积极促使农民工问题得到较快、较好的解决，这是我国向健康和谐的、可持续的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道路迈进的必要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