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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表达出来自己亲征的愿望：“辽东旧中国之有，自魏涉周，置之度外。隋氏出师者四，丧律而还，杀中国良善不可胜数…朕长夜思之而辍寝。将为中国复子弟之仇！”

贞观十五年，侯君集率军消灭高昌之后，整个朝廷上下就为征伐高丽而准备。

第一步，就是侦查地形和水文气候。贞观十五年七月，派遣职方郎中陈大德利用出使高丽之机，侦察其“山川风俗”。陈大德进入高丽境内后，先以丝绸绫绮贿赂当地官员，并告说：“吾雅好山水，此有胜处。吾欲观之”。于是，各地官员便甘为向导，带其游历，“无所不至”。所到之处，大德又遇到了很多留居高丽的华人，即向这些华人讲述了中国国内的变化及其“亲戚存没”消息。临别之时，华人“望之而哭者，遍于郊野”。经过一个多月的侦察探听，于八月十日回到长安，向太宗全面而又详尽地汇报了高丽境内的山川地理形势。

大唐的心思高丽王高建武心里一清二楚，很有谋略的他一面修建“长城”作军备，一面加紧进攻百济和新罗，意图将唐朝在朝鲜半岛上的盟国全部扫平，以解后顾之忧，一面在武德二年，四年，七年频繁地遣使朝贡，并且和唐朝互相遣返国人，摆出一幅友好的姿态。到了太宗时代他更是在贞观四年献上封域图，在贞观十四年派遣太子桓权入朝，并贡献方物。这样的几手动作下来，唐朝虽然有心发兵但是却找不到什么借口，当时打仗尤其讲究一个吊民伐罪，所谓以有道伐无道，高丽的姿态摆得如此之低，这样就阻止了唐朝要发兵的可能。

但是，之后泉盖苏文发动政变后，全力攻打新罗。灭国在即的新罗只好向唐朝求救。

李世民当时派遣司农垂相里玄奖持赐高丽书，令其停止对新罗的进攻。贞观十八年正月，相里玄奖到达平壤，而莫离支盖苏文正率军南侵新罗，已破其两城，高丽王高藏遣使召还京师。盖苏文返回平壤后，态度极其狂傲，他向玄奖说，如果新罗不能将隋末侵占高丽的五百里之地归还高丽，“恐兵未能已”。玄奖当然也不是好惹的，当即反唇相讥：“既往之事，焉可追论！至于辽东诸城，本皆中国郡县，中国尚且不言，高丽岂得必求故地。”

调停，自然失败。

随即，高丽遣使北上，重金贿赂薛延陀，挑唆其南侵大唐；紧接着有加固高建武时代修筑的长城和辽东诸城辽东城（令辽宁辽阳）、白岩城（今辽宁辽阳东）、扶余城（今吉林四平）、新城（今辽宁抚顺北）、盖牟城（今辽宁抚顺）、安市城（今辽宁盖州东北）以及乌骨城（今辽宁凤城）、卑沙城（今辽宁普兰店西南）的防御力量。

这，自然不能为大唐所忍受。

李世民下令募兵征高丽，“皆取愿行者”，结果“募十得百，募百得千，其不得从军者，皆愤叹郁邑”，得兵十余万。

贞观十八年七月，诏营州都督张俭率幽、营兵及契丹、奚病以伐高丽。

十月十四日，李世民车驾幸洛阳，留司空、太子太傅、梁国公房玄龄和右威卫大将军、工部尚书李大亮留守京师。

十一月十四日，太子詹事英国公李勣为辽东道行军总管，出柳城，礼部尚书、江夏郡王李道宗副之；以刑部尚书、勋国公张亮为平壤道行军大总管，水师出莱州，左领军常何、泸州都督左难当副之。两路并进，以伐高丽。

贞观十九年二月十二日，李世民亲统六军至洛阳；十九日，六太子李治在定州监国；开府仪同三司、申国公高士廉摄太子太傅，与侍中刘泊、中书令马周、太子少詹事张行成、太子右庶子高季辅共掌机务；以吏部尚书、安德郡公杨师道为中书令。二十四日，李世民率部北进，以司徒、太子太师兼检校侍中、赵国公长孙无忌，中书令岑文本、杨师道随行。

夏四月，在幽州誓师，大飨六军；十五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