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部分 (第1/4页)

)所撰写的“答问”中;同时,山西《太原日报》“双塔”副刊又于1994年7月26号刊出了梁归智先生的《探佚的空间与限度》一文,该文副标题为“由刘心武、王湘浩的红学探佚研究想起”,读其文,则可知他的“想起”,主要还是由于读了我的一篇文章《甄士隐本姓秦?》(该文已收入《秦可卿之死》一书);这些与我争鸣的文章,我是只恨其少,而绝不嫌其多。关于《红楼梦》,值得我们争论的问题实在太多,最近我在一篇文章里说:“《红楼梦》因其传稿的不完整与其作者身世之扑朔迷离,给我们留下了刻骨的遗憾,也使我们在‘花开易见落难寻’的惆怅中,产生出永难抑制穷尽的‘寻落’激情,我们不断地猜谜,在猜谜中又不断派生出新谜,也许,《红楼梦》的伟大正在于此——它给我们提供了几近于无限的探究空间,世世代代地考验、提升着我们的审美能力!”

关于《红楼梦》中秦可卿这一形象,以及围绕着这一神秘形象所引发出的种种问题,是最具魅力的“红谜”,虽然陈诏先生把我的探究说成是“形成了他所谓的‘秦学’”,并称“由于刘心武同志是著名作家,而他的观点又颇新奇动听,所以他的文章引起广泛的注意,曾在社会上产生一定影响。但在红学界,很少有人认同他的意见。”却也不得不承认,我提出《红楼梦》中有关秦可卿的现存文本“矛盾百出,破绽累累”,“这个问题无疑是提得合理的,富有启发性的”;梁归智先生也在讲述了他对我的观点的一系列质疑之后,这样说:“我知道刘心武同志是不会轻易放弃自己的‘秦学’阵地的。那只怕已经成了刘心武同志的一种‘信仰’。”他们二位在提及“秦学”时都未免是“借辞含讽谏”,但我深信“红学”的这一分枝——“秦学”,到头来是能被肯定下来,并繁荣光大的。说我的观点只是“曾产生一定影响”,这个“曾”字恐怕下得匆忙了一点;说“在红学界,很少有人认同”我的观点,以目前情况而言,可能如此,但一种学术观点,其赞同的多寡,并不能说明很多的问题;如果翻看我《秦可卿之死》一书由周汝昌先生所撰的序,当知即使在目前,也“吾道不孤”。

我确实非常珍惜陈诏、梁归智等同志的不同见解,“秦学”必得在坦率、尖锐的讨论中发展深化,我此刻心情正如商议结诗社的贾宝玉一般,要说:“这是一件正经大事,大家鼓舞起来,不要你谦我让的。各有主意说出来大家平享!”

我且不忙针对梁、陈二先生对我的质疑、批驳,逐条进行申辩,我想先把我们之间的误会部分排除,这也是我希望所有关心这一讨论的人士弄清楚的。

我对秦可卿这一形象及相关问题的研究,严格来说,并不完全属于“探佚学”,也就是说,“秦学”不仅要“探佚”,也还要牵扯到“曹学”、“版本学”、“文本学”乃至于“创作心理学”等各个方面,它其实是“红学”诸分枝间的一个“边缘学科”;但为讨论起来方便,我们且姑将其纳入“探佚”的“空间”。

在我来说,这个“秦学”的探佚空间,它有四个层次。

第一个层次,是《红楼梦》的“文本”(或称“本文”)。众所周知,现存的《红楼梦》前八十回里,秦可卿在第十三回里就死掉了,是“金陵十二钗”里唯一一个在公认的曹雪芹亲撰文稿里“有始有终”的人物;可是,又恰恰是这一“钗”,在现存文本里面貌既鲜明又模糊,来历既有交代又令人疑窦丛生,性格既在行为中统一又与其出身严重不合,叙述其死因的文字更是自相矛盾、漏洞百出。亏得我们从脂砚斋批语里得知,形成这样的文本,是因为曹雪芹接受了脂砚斋的建议,出于非艺术的原因,删去了多达四五个双面的文字,隐去了秦可卿的真实死因,并可推断出,在未大段删除的文字中,亦有若干修改之处,并很可能还有因之不得不“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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