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握人体的骨骼、肌肉，不惜冒险从教堂盗来尸体解剖，其执着精神让人叹服。

相反，你看看东方，由于“圆”的思维特性，远没有西方那么累。老子在回答同样形而上的问题时就很巧妙，他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西方生万物的上帝在老子的宇宙观里不过是“三”。

但是生万物的“原始天尊”——“道”又是什么呢？按照西方人的思维逻辑，肯定要追问。但是老子“圆”的智慧，早已埋了伏笔，“道可道，非常道”——这个东西说不得，能说的出来的，那就已经不是了。

而同样，东方的艺术，从顾恺之到唐伯虎，你看看几千年下来，哪个中国画家真正搞准确过人体的比例？更别说肌肉骨骼了。比古希腊还晚的秦朝雕塑兵马俑，如果和维纳斯比，那也太写意了。故，中国几千年的艺术也是从来不求形似，而追求的是意境。

线性的思维让人永远有寻源头和找尽头的冲动。这就像河流，世界上有哪条河流，还没有被人类找出源头和尽头？而圆就不同，圆是无始无终的，比如地球，哪里是地球的起点哪里又是终点？当然，自以为是的英国人把地球刻了线，把格林威治那个地方认为是起点，但同时那也是终点。

无始无终的“圆”，避免了是鸡生蛋还是蛋生鸡的困境。在东方，生就是死，死就是生，任何一种西方看来绝对对立的概念，在东方智慧里全部能达到圆融。

东西方思维方式的差异导致西方对任何事情不仅要定性，而且要定量。而东方一般只要定性就够了，很少定量。

有的时候，东方甚至连“性”都不能定。比如福和祸，老子就告诉我们，二者并非绝对对立。即“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孰知其极？”在东方思维逻辑里，似乎很少有绝对的好和绝对的坏，好过了就是坏，同样坏透了可能就会过度为好，即《易经》中所谓“否极泰来”。这其实也是极其典型的圆的360度的思维方式。

而在定量分析上，东方就更加随意，甚至有些不屑。比如对于数字概念，西方说一是一、说二是二，而东方一、二、三可不是简单的数字概念。上面老子说的“一二三”，100个人能有100种解释，但唯独没有数字本意的概念。

对于数字，中国和印度颇类似。你看佛经里的数字，充满了随意性。一旦言其多，动辄就是“99亿恒河沙数”。一条恒河的沙已经数不清，可佛还嫌不够，还要99亿条恒河的沙，那数字大得足以把你脑袋撑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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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是直线，佛道是圆圈（2）

定性和定量分析事物还有一个颇有趣的例子，就是对于神的认知。

对鬼神，东方的智者和西方的智者一样，鲜有不敬的。包括对神鬼不感冒的孔子，虽然不喜欢“怪力乱神”，但对鬼神也是采取“敬而远之”的态度，绝对没有贸然粗暴地一棒子打死。东方对于鬼神采取的是很现实的态度：即“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

而西方，则不仅仅要满足于“宁可信”的定性判断，而是要实证出信的收益要大于不信。

比如发明了概率论的帕斯卡尔，就用严谨的数学公式推导出来，无论神是否存在，信都比不信收益大。他推导的公式核心是：假设神存在，不信的害处是无穷大，而信的好处则有很多；而假设神不存在，信神的害处很有限，而不信的好处等于零，因为反正神不存在。由此合并同类项后，结果就很清楚：无论神存在与否，信的得失远好于不信。

西方重视实证的思维方式有利于技术进步，这恐怕也是近四百年来东西方物质发展差异的一个最重要原因。但是线性的发展最后也会让人走向死胡同。比如对于宇宙起源的认识，如果不停地这样问下去，人就会发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