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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纸币，当然也同样得益于金银矿开采的增加——1390年以后的十年间，通过采矿获得的资金增加了三倍。此外，农业经济的发展和税收政策的完善同样给中央政权带来了大笔的收入。某当代学者称这是一种计划经济的建立。

中国的财富还得益于中亚的发展。在那里有一个军事将领突然崛起，成为中世纪后期唯一一个最令人瞩目的人物，他就是帖木儿。他的成就巨大，连英格兰的戏剧都写到了他；他的疯狂进攻在现代印度人心目中都留有记忆。帖木儿从14世纪60年代起跨越蒙古旧土，在从小亚细亚到喜马拉雅山脉的广阔土地上建立了一个庞大的帝国，并且还着手实施雄心勃勃的工程：在他的疆土上，如撒马尔罕、赫拉特和麦什德（Mashad）等城市，大量修建清真寺和各种皇家建筑。大马士革陷落后，一位当时的评论家说道，木匠、画匠、织工、裁缝、宝石切割师，“总之所有的手艺人”都被遣往东方的其他城市参加修建工程。西班牙国王派往帖木儿宫廷的特使生动地描述了当时的建筑规模，以及新型建筑的装饰标准：撒马尔罕附近的萨赖宫（Aq　Saray　palace）走廊“装饰精美，用的都是金色和蓝色的瓷砖”，接待大厅“也是金砖蓝砖，宫顶全是金子”，就算是巴黎最有名的工匠也做不出这样的精品。但这些和撒马尔罕城以及帖木儿本人的宫殿相比还不算什么：帖木儿的宫殿里装点着金树，“树干如人的大腿一般粗”，金树上结着“水果”，近处观察才知道，那都是红宝石、绿宝石、松石和蓝宝石，还有硕大浑圆的珍珠。

帖木儿并不在意挥霍他从降服者手中获得的金钱。他从中国购买的丝绸“都是全世界最好的”，还有麝香、宝石、钻石、大黄和其他香料。多达800峰骆驼同时将商品运送进入撒马尔罕。和其他人，如被征服时被屠杀的10万德里人的命运不同，中国人在分享着帖木儿大帝的成功。

不过他们看起来是下一个即将遭受苦难的人群。据一项记载说，帖木儿曾沉下心来回顾自己的早年生涯，决定应该为“掠夺、抓捕和屠杀的行为”赎罪。他觉得赎罪的最佳方式应该是“向异教徒发起一场圣战，如格言所说‘善行洗刷恶行’，这样的话，罪孽也许能得到宽恕”。帖木儿终止了和明朝的关系，1405年离世之时，他正在进攻中国的路上。

麻烦很快就来了。波斯各行省出现分裂和暴乱，帖木儿的继承人在相互争夺帝国的统治权。但更具结构性的灾难是，15世纪出现的全球金融危机席卷了整个欧洲和亚洲。危机由一系列因素引发（600年后又重新出现）：市场过度饱和，货币持续贬值，支付平衡扭曲。尽管市场对丝绸和其他奢侈品的需求仍在增长，但市场的吸收力毕竟有限。并非人们的欣赏趣味发生了变化，而是交流互换的机制出了问题。特别是欧洲，它几乎没有什么东西可以用来换取价格高昂的纺织品、陶瓷品和各种香料。中国的出产量高于它向海外的出口量，结果便是购买力的不断降低，引起“金银荒”（bullion　famine），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就是“信贷危机”（credit　crunch）。

在中国，政府官员的薪俸不足，导致腐败丑闻和政务荒疏愈发常见。更糟糕的是，就算官员办事公平合理，百姓也负担不起政府的浮夸奢侈和铺张浪费。上层人士一直在臆想收入总会越来越多——这当然是不可能的。至15世纪20年代，中国一些最富裕的地方也开始财政吃紧。泡沫终于在15世纪的前25年破裂了。明朝的皇帝紧急缩减开支，下旨放缓北京建设工程，暂停耗资巨大的海上探险和疏浚京杭大运河等重大工程（这一工程最多时曾动用数万甚至数十万的劳力）。在欧洲，人们费尽心机，试图以减少货币含金量来应对危机——尽管贵重金属的短缺、货币储蓄和财经政策之间的关系非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