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目乱臣，遍地贼子”：东秦军阀问题的形成、发展及其影响（上） (第2/6页)

之患，寔帝室当务之急”。而军阀问题的萌芽，则在高帝开阳年间，武将实现了“兵民大政，独以断衡，分疆画域，裂土一州”。随后太宗试图“徐缓图之”，但由于赵献篡位，最终“业力中折”。杨聆此段结束于此处，而下一段的开始为“至于光宗摒排妖雾，霁清邪氛”，即宏长末年实现中兴，当是以此前为一个阶段，应是东秦军阀问题的“形成”阶段。下一段则为东秦军阀问题的“发展”阶段：光宗面对已经形成的军阀问题，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后继的穆宗、熹宗因循其政，但最终由于鞑靼之乱，军阀势力重新壮大，此前的努力，“三朝之积，遂成空矣”。

总之，杨聆对《军兵志》内容的安排可以简单概括为：先通过志序引出编写原因，在正文中依次介绍中央与地方军制，在介绍完地方军制后，顺水推舟地对地方军阀问题的形成与发展进行阐述，并在“史臣曰”中进一步总结了东秦军阀问题的形成发展及其问题严重性。

二、东秦军阀问题的形成

按杨聆在《军兵志》中的看法，东秦军阀问题（或言军阀割据局面）形成阶段当为东秦开国至于光宗中兴的实现。笔者认为，东秦军阀问题的最终形成，应以宏长七年诸侯晋封国公为标志：东秦起初并无臣子得授“公爵”，有功之人一律封侯，而宏长七年诸侯晋封为国公，尤其是高冰、任景、迟正烈等人晋封为国公（其中迟正烈被封为“九真郡公”，但本质上与“国公”无太大差异，《前秦书?地理志》更是直言“以上交州八郡，为九真国地”?），从法理上标志着其地位已超一般功臣，可以“建国”，为其世袭割据提供了法理基础，因此应视为东秦军阀问题最终形成的标志。而在此之前，简单划分来看，东秦军阀问题经历了“萌芽”、“初步形成”、“最终形成”三个阶段，分别在“高帝、太宗时期”（开阳、昌武年间）、“孝宗、恭宗时期”（延昌、登丰年间）、“光宗初期”（宏长年间）。

（一）萌芽

东秦军阀问题的萌芽始于高帝时期。高帝以弓马取江山，在平定天下的过程中，非常依靠武将的力量，导致武将集团实力的不断壮大。这些武将被委以封疆重任，驻守一方，埋下了军阀割据的种子。

在高帝统一天下后的初期，这些被委以封疆重任的武将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军事勋贵，另一类为原不属秦但后来投靠的地方势力。前者的主要代表为：雍州牧管恒，荆州牧刘停，冀州牧赵政，幽州牧赵之扬，凉州牧李柯良，豫州牧韩丰，益州牧刘提；后者主要有青州牧高岁，兖州牧任成，交州牧迟然。可以发现，州牧之职大量被武将集团所占据，且这些武将往往同时兼任“都督某州诸兵事”。武将掌握着地方军政大权，显然具有形成军阀割据的隐患，尤其是青州、兖州、交州，由于其原本是独立的力量，因此在其境内统治的独立性更强，甚至具有“爵官皆世袭罔替”4的权力，割据倾向更强。《军兵志》中所谓的“高帝开阳中，方事兵戈，寄任爪牙，于是委师旅乎鹰犬，推虎符于名帅，为州牧者或为军将，或加都督，兵民大政，独以断衡，分疆画域，裂土一州”5，便是对这一时期武将具有较强割据倾向的描述。

面对这种情况，秦高帝在完成统一战争，将重点转向政权巩固后，也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试图限制武将集团坐大。包括：

1.对新攻占的两个州——徐州和扬州，高帝选择派遣文臣而非武将任州牧，分别以郑谈为徐州牧，冉季为扬州牧。

2.将边关重镇并州交给自己的儿子小狼王（即后来的太宗皇帝）。

3.豫州牧韩丰投降鲜卑后，高帝也以文臣严豫为州牧等。

但由于高帝统一天下之后的统治时间有限，武将集团势力较为强大，难以在短时间内采取极端措施完全抑制武将集团的发展。况且，高帝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