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秦史与〈前秦书〉研究》（第一辑）相关信息 (第3/4页)

女观》一文，主要通过对《前秦书》的《后妃类》与《列女类》两篇文献的分析与考察，对相关人物进行了分类，从而对《前秦书》作者杨聆的妇女观进行了论述、总结与评价，指出“总得来说，杨聆在其所处的时代能够初步的形成妇女观，是具有超越性的……但是其观念仍然是具有局限性的”。[沈三川：《忠烈勇义，匪惟丈夫：从〈前秦书?列女类〉与〈前秦书?前秦后妃类〉看杨聆之妇女观》，2022年11月。]沈三川《梁氏之死：“私门内事”与政治博弈》一文，则抓住梁氏之死这一事件，对其原因、经过和影响进行了细致的探讨，指出“这一看似是‘私门内事’的事件，却不可避免的掺杂进了政治因素，若无光宗在其中的推动，梁氏或许不会走到如此惨烈的结局”。[沈三川：《梁氏之死：“私门内事”与政治博弈》，2023年1月。]

三、“历史书写”

历史学名家傅斯年先生曾主张“史学即史料学”，这是其诸多史学贡献与见解之中“影响最大并在近代中国史学发展中独树一帜的”。[蒋大椿：《傅斯年史学即史料学析论》，《史学理论研究》1996年第4期，第44页。]尽管这一观点存在一定程度上的局限性，但其积极作用与相当程度上的合理性是毋庸置疑的。对于历史学研究而言，对史料的研究和处理是至为关键的，而目前研究者所能看到的的史料，往往是前人书写而后留下来的，其中存在着诸多的加工环节，这将极大地影响着后人对相关历史的认识与研究。因此，对现存史料的“历史书写”的研究，便显得十分重要。在东秦史与《前秦书》研究领域，在过去的一年中，有关《前秦书》与其他东秦史相关史料的“历史书写”的研究也取得了一些成果，其主要有张仕一的《从史料取舍中看杨聆的反神怪思想——以〈前秦书?王平传〉与〈开皇四名将别传?王平别传〉比较为中心》一文与张仕一的《制造和睦：从史料取舍中看杨聆对中兴君臣关系的塑造——以〈前秦书〉与〈东都世言〉比较为研究对象》一文。

其中，张仕一的《从史料取舍中看杨聆的反神怪思想——以〈前秦书?王平传〉与〈开皇四名将别传?王平别传〉比较为中心》一文，主要以对《前秦书·王平传》相关记载与《开皇四名将别传?王平别传》相关记载的对比为中心，从史料取舍角度，探讨了杨聆在历史书写中体现出的“反神怪思想”，认为从总体上看，“杨聆对历史材料的取舍基本保持着“反神怪”的原则，体现了杨聆朴素的唯物主义史观”。[张仕一：《从史料取舍中看杨聆的反神怪思想——以〈前秦书?王平传〉与〈开皇四名将别传?王平别传〉比较为中心》，2022年7月。]张仕一的《制造和睦：从史料取舍中看杨聆对中兴君臣关系的塑造——以〈前秦书〉与〈东都世言〉比较为研究对象》一文，则以《前秦书》与《东都世言》中有关光宗、晋王、宋王等东秦中兴君臣的记载为研究对象，通过对比其差别，指出：“在《前秦书》的编纂过程中，杨聆对《东都世言》中有关中兴君臣的一些记载，进行了有意的删弃。通过对原始史料的这些有意识的取舍，杨聆在《前秦书》中将光宗、晋王、宋王等中兴君臣之间的矛盾与不和尽量进行了掩盖，从而尽力塑造出了中兴君臣之间的和睦景象。杨聆的这些努力，一方面，应当是希望通过塑造中兴君臣之间的和睦景象，从而塑造出光宗、晋王、宋王等君臣的良好形象；另一方面，应当也是希望通过历史书写，促使其所在时代（西秦）的臣僚能够忠君事上、和谐相处。”[张仕一：《制造和睦：从史料取舍中看杨聆对中兴君臣关系的塑造——以〈前秦书〉与〈东都世言〉比较为研究对象》，2023年7月。]

结语：回顾与展望

综上可见，在过去的一年多的时间中，东秦史与《前秦书》研究在“政治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