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忙站起，拼命摇手：“我黄九乃东坡的弟子，怎敢失了师生之序？”后人总是将“苏黄”并称，黄庭坚九泉下如知，肯定心有不安。

与苏轼的诗词唱和，是黄庭坚一生中最得意、最风光的时期，但在“王安石变法”的前前后后，也跟着苏轼倒尽了霉头。虽然，他政治上比较超然，并不积极地介入党派斗争，且在王安石下台后，多次写诗赞美和怀念“半山老人”，但由于和苏轼、司马光的亲密交情，自然被人看成是反对变法的旧派党人。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脚？党派斗争的险恶漩涡，也把岸边上的黄庭坚给卷了进去，受尽折磨。

元佑八年（公元1093年）九月，高太后逝世，哲宗亲政。“###”章淳、蔡卞等人打着神宗和王安石的旗号，排除异已，打击报复：司马光、吕公著被夺去谥号，吕大防、范纯仁和苏轼兄弟等先后被贬，黄庭坚因参与修撰《神宗实录》，也被罗织了“低毁先帝神宗”的罪名。在受到传讯时，黄庭坚毫无惧色，据理力争，逐条反驳，让审讯者抓不到把柄，罗织的罪状大都落了空。蔡卞等人不甘罢休，又别有用心地指出，黄庭坚曾书写“用铁龙爪治河，有同儿戏”一语，逼问是否影射、攻击先帝。所谓“铁龙爪”，是由太监李公义设计制造的一种疏浚河道的工具。

黄庭坚十分忿怒，大声答道：“我当时任北都官，亲自看见‘铁龙爪’挖掘泥沙，劳民伤财、毫无效果，真儿戏耳！”

这种强硬愤慨的姿态，触怒了年轻气盛的哲宗皇帝，加上章淳、蔡卞等人的推波助澜，黄庭坚于绍圣二年（1097）被贬涪州别驾，黔州安置。绍圣四年（1097），再贬一级，移戎州（今四川宜宾）。

由于遭到莫明其妙的贬谪，少年时期的报国理想跌得粉碎，黄庭坚难免心有怨气。他本就恃才傲物，仕途受挫，更加倔强孤傲、愤世嫉俗。在贬涪州时，他自号“涪翁”，索性我行我素、侮世慢俗，成了一个“狂狷之士”。在贬谪戎州时，他与“眉山隐客”　史应之诗酒唱和，喝得醉醺醺的，活脱一介魏晋狂士，作了《鹧鸪天》来抒发胸中的苦闷和激愤：

“###枝头生晓寒，人生莫放酒杯干。

风前横笛斜吹雨，醉里簪花倒著冠。

身健，且加餐。舞裙歌板尽清欢。

黄花白发相牵挽，付与时人冷眼看。”

然而，倔强狂狷并不是黄庭坚性格的全部，他也有诙谐幽默的时候。他曾与翰林学士顾子敦一道共事，见顾子敦身体魁伟，就经常乘其夏天午睡之时，把其宽阔的胸腹当成练字板，写字取乐。顾子敦每以为苦，一日伏案而睡，醒后，没发现胸腹间有字，不禁眉开眼笑：“黄九，这下你奈何不了我吧，呵呵！”等到回家，顾夫人惊奇地盯着他的背。顾子敦脱衣一看，真真哭笑不得，原来黄庭坚竟把一首市井俚语编成小诗，写在了自己背上：

“绿暗红稀出凤城，

暮云楼阁古今情。

行人莫听宫前水，

流尽年光是此声。”

元符三年（1100年）正月，哲宗去世，徽宗赵佶即位，暂由向太后执政，诏复司马光等人。在贬谪多年之后，黄庭坚终于熬到还朝，不禁欢喜；想到苏轼和秦观等人都已在归途中去逝，又不禁唏嘘。

但还没等他回过神来，新一轮更加残酷的政治迫害就开始了。崇宁元年（1102年），徽宗亲政，蔡京擅权，又兴党祸。四月，赵佶下诏销毁三苏、秦观和黄庭坚的文集；六月，罢免黄庭坚的太平州知州的职务；九月，在各地立“元佑奸党碑”，苏黄都在其中。担任副宰相的赵挺之，因曾与黄庭坚有过政见冲突，假公营报私怨，更是“痛打落水狗”，诬告他“幸灾谤国”。至此，黄庭坚受到了人生最严厉的打击：撤销一切职务，流放宣州（今广西省宜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