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部分 (第1/5页)

我把姥姥的手捧在脸旁，她的手还是那样糙糙的有点扎人。但原来那种厚实有力的感觉已经完全消失，只剩下皮包骨了。摸在我脸上有些冷冷的，因为这种骨感让我有一种从来没有过的恐惧，它已经脆弱得不知道什么时候会落下，什么时候会变凉。那种无助、无奈、无力，能把亲人的心揉碎。

“好、好，回来就好。”姥姥的声音轻得几乎听不见，好像还想说些什么，却只见她的嘴唇在颤抖，再也吐不出一个字。

晚上，我坚持要在医院陪床，可姥姥说什么都不让。我明白她的心思，这个病房里都是危重病人，夜里常会有人死去，怕我害怕。但我知道如果我守在姥姥身边，她就安心了，不会觉得孤单。

姥姥中风，身体右半边已经瘫痪，摸上去冰凉。我掏出从日本带回的寒热痛（一种能产生热量的袋子），放在她右脚上想让她暖和暖和。然后给她按摩，帮她翻身，希望她会好受些。等我从身体按摩到脚的时候，才发现姥姥的脚上已经被烫起了一个蚕豆大的水疱！

姥姥的脚没有知觉，她感觉不到冷热、疼痛。看着这个大大的水疱，我真恨死了自己，眼泪都快掉出来了。我叫来医生，他说，对于恢复能力差的老人，这种水疱不易自己吸收，很容易感染。我多想为她承担所有的痛楚，用我所有的能力和资本换取姥姥的康复和快乐。这个亮晶晶的水疱和姥姥在弥留前的模样，一起深深地印在我的心里，永远不会消逝。

病榻前，姥姥睡觉的时候，我坐在她身边的小凳子上，一直无声地哭。她醒来的时候，我就朝她一直轻轻地笑。姥姥瘦弱的身体在顽强地和病魔斗争着，她清醒的时候经常轻声对我和妈妈说：“我怕，我怕……你们快走吧！快走！”她催促我回日本，让妈妈回北京。

强撑了一段日子，我必须回日本了，不走就更无法维持在国外的生计和学习。

直到今天，我也不知道姥姥究竟是什么时候离开我们的。我平时记忆力很好，却一直拒绝记住姥姥去世的日子。姥姥去世了好久，二姐才告诉我实情。她说，姥姥走的那天，我突然高烧，病得很重，还老讲胡话，说厨房里有人在做饭。

我在千万个骨灰盒旁游荡

知道姥姥走了，我又一个人安静地飞了回来。

姥姥还没有入葬，骨灰盒就存放在火葬场。到了上海，我谁也没找，自己在火葬场旁边一家很便宜的小旅馆住下。放下箱子，我第一次走进了火葬场。刚进门，我就听见撕心裂肺的嚎叫，今天又有人生死相隔。我突然想，一个人生下来的时候，他在哭，周围人在笑；　人走的时候，周围的人在哭，他在笑。如果我这一辈子能这样就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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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姥姥最恨日本鬼子（2）

进了骨灰存放厅，我知道姥姥正在某个地方听着我的脚步声，等我去看她。可是那么多骨灰盒，怎么找呢？唯一的线索就是姥姥的名字叫浦敏。我问管理人员有没有登记，她已经见怪不怪了，“不知道哪天死的没法查，你自己找。”

我只好凭感觉一个个骨灰盒看过去，一层层，一排排，成千上万，已经找了一个多小时，我在千万个骨灰盒旁游荡。累了、冷了、急了，我开始哭，“姥姥，我回来陪您了，告诉我，您在哪儿呢？”感觉离姥姥越来越近，就是她，真找到了！

我用手轻轻地摸着那个沉重的小盒子，这是在世间我能和姥姥相连沟通的唯一物件。这种感觉总让我想起最后我给姥姥按摩时，她瘦得那一把骨头和冰冷的体温。我抱着骨灰盒，跟姥姥说话，不停地说，把分开的这几年我记得的每件事都说给她听。直到晚上殡仪馆关门的时候才肯离开。每天这里开门我就来，坐在这儿陪她，关门才走，就这样一连坐了好几天。

半年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