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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了十年，我已经28岁，而不是18岁。我已经有了一定的心理素质，对自己的人生价值做出判断，没有自暴自弃，自轻自贱。我既没有自杀，也没有堕落成一个人尽可夫的“淫妇”，反而更加珍惜自己的羽毛，爱惜自己的身体。

上帝的居心虽然可疑，但我并不打算就范。

第十四章　血染白裙

时光流到了1989年，又到了我们家的考试年。我面临着高考，而弟弟也要中考了。

我的弟弟岳爱国（这是我爷爷起的名字，寓意是希望他像我们家的祖先岳飞一样爱国）是我父亲的骄傲，我们岳家的长房长孙，爷爷奶奶的命根子。我那远在湖南老家的爷爷，把这个长孙的放大相片镶到镜框里，挂在堂屋的墙上。每当遇到不开心的事就把相片拿下来，抱在怀里，一边抚摸着弟弟的面容一边安慰自己：“你有一个这么好的孙子，还有什么想不开的呢？”

爷爷每次来信，首先都是问候这个“乖孙”，嘱咐父母一定要好好培养他。“爱国将来一定成大器。”爷爷断言。

这个被爷爷断言一定成“大器”的爱国弟弟，这时还看不出什么特别，只是淘气得很。上小学时，妈妈不止一次被老师叫到学校要求赔偿被岳爱国同学砸坏的玻璃窗，上了初中还不时有被他打破头的同学来家里告状。但没有人否认，爱国是一个聪明的孩子，也不见他读书怎么用功，但考试却常常能拿到高分。所以他虽然淘气得让老师头疼，但老师看在他的学习成绩的份上，常常对他网开一面。

弟弟因为调皮没少挨父亲的打，但那种打多是虚张声势，含着恨铁不成钢的意思。连我都看得出来，父亲的那种生气多半是假装的，底子里对弟弟的淘气其实是带着几分欣赏的。

弟弟仗着有父亲撑腰，从来就没把我这个姐姐放在眼里，我在他面前也从来没有树立过姐姐的权威。三岁的差距正好是一个代沟，加上女孩和男孩的差别，我们从小就说不到一块去。我对他表面上的不屑一顾其实含着对他独占了父爱的嫉妒。但我这个大大咧咧的爱国弟弟却浑然不觉。

弟弟的身体像几年前的我那样正在疯长。每天踢足球回来，把那双能熏死一头大象的臭球鞋（母亲的原话）一脱，就嚷著肚子饿，一顿能吃下半斤米饭。自从我们家搬到宽敞的“行长楼”之后，家里就请了小保姆，负责打理家务。那时的小保姆叫秀英，才十六岁，是外婆从乡下找来的。人很勤快，但做菜的水平一般。妈妈怕秀英做的饭菜不合我们的口味，特地把外婆接来，让外婆定菜谱，秀英给她打下手。

妈妈每天给外婆50块钱，要她照这个标准给我们姐弟做好吃的。外婆就天天上菜市场买一只土鸡，和各种贵重的药材、菇菌一起炖，外婆坚信鸡汤是最有营养的，要不坐月子的产妇为啥天天要喝鸡汤呢？外婆还信奉吃哪补哪的传言，换着花样给我们做“鱼头”，什么红烧鱼头，清蒸鱼头，上汤鱼头……我和弟弟一人一只，不吃完不给下饭桌。天麻炖猪脑是夜宵，每天晚上我们一下晚自习就端出来，看着我们姐弟俩吃掉。

吃了一段时间，弟弟坚决抗议了，说再吃就要成“猪脑”了。我连吃了几天后，也是一闻到这味就恶心，乘外婆不注意，偷偷拿去卫生间倒掉了。

后来外婆又听说吃水鱼对提高免疫力有帮助，每天去菜场买一只一斤重的水鱼，放到蒸锅里隔水蒸三个小时，蒸出来那么一碗汤让我们姐弟俩分来喝。

在考试前的几个月，睡前一碗“王八汤”成了我们的保留夜宵。

那时一种号称可以提神的口服液“太阳神”正在铺天盖地的做广告，妈妈托人到医药公司批发了好几箱，说要给我们补充能量。弟弟对这些口服液是不屑一顾的，这些“太阳神”大多进了我的肚子。高三开始，我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