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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女孩就是一个“草台班子”。
小时候，我们三姐妹之间的游戏是演戏。我总是当仁不让地扮英雄，大姐姐长得好看，演女特务。二姐姐大力气，演坏人最好。一天，刚看完《红色娘子军》，一进家门，只见二姐披着毛巾被威风凛凛地站在床头，“说！你把人藏到哪儿了？！”
“不知道！”我英勇不屈。
“女特务”二话不说，挥枪射击，我应声倒地。一声闷响，我的头实实在在地撞上了桌角，顿时鲜血如注。桌上的小收音机也掉在地上，壮烈“牺牲”了。妈妈闻声进屋，见状吓得抱起我就往医院跑，缝针、包扎，忙了大半夜。回到家，妈妈把二姐狠狠地骂了一顿。我晕晕乎乎地躺在床上，觉得自己为艺术献身，特别“崇高”，心里没有丝毫懊悔之意。但看见妈妈焦急的目光，我还是忍着疼，咬着牙说，“妈……如果我不行了，等爸爸回来，把他买给我的巧克力分给姐姐们吃吧。”一句话让妈妈泪水涟涟。
说起爸爸，在我的童年记忆中根本没有他的影子。听说他是新华社记者，从我出生还没满月的时候开始被派驻国外，一去就是六年。每逢妈妈要教训我们的时候，只要姐妹们怯生生地说一句： “等爸爸回来……”，妈妈高高抬起的手总会无奈无助地放下。这次也不例外。
刚上中学，爸爸就被派到香港长驻，妈妈随行。北京的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