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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语学校里除了韩国、马来西亚的那几个富家子弟外，几个日语稍有底子的同学都先后找到了小时工，中午买饭时，能毫不犹豫地要上一份500日元的鳗鱼饭。我一边吃着250日元的青咖喱，一边托付几个要好的同学，“如果打工的地方有空缺，别忘了给小妹推荐推荐。”

工夫不负有心人，没过几天，那位天天吃鳗鱼饭的同学就告诉我，他打工的地方正招人。太棒了！再次换上自我感觉最好的那件蓝印花连衣裤，兴高采烈地跟着他去面试。

在电车上晃了近50分钟，到达东京的大手町，这里有在日本电视剧中多次看见的摩天大楼群。我颇为兴奋，又有些不安地走在楼群黄昏的日影里，有些费力地跟上周围日本人快速的脚步。同学宽慰我，“没事的，对于不会讲日语的人来说，这份工作是最轻松了。”“谢谢，等我拿到工资一定马上请你吃鳗鱼饭。”我在这方面一向很大方。

走进一座大楼，直接进了地下室。一个穿着蓝色工作服的中年男人正坐在那儿。我心里偷笑，他衣服的样式和我身上的很相似，连工作服都可以免了。他上上下下打量了我一番，然后对陪我来的同学叽哩呱啦地说了一大堆话，大意是我年纪太小，可能做不了这份工。我怕就要到手的工作泡汤，赶紧用今天课堂上刚学来的半生不熟的日语说：“大丈夫！大丈夫！　（没关系，没关系）”

“领导说可以先试一天，但没工资。”同学很得意，终于为我争取到了这份工作。

这是一份清扫的工作。拿起抹布的时候我才弄明白，争来的工作是和一位40来岁的日本女人一起，打扫从1楼到18楼的厕所。听说是扫厕所，我脑子有点懵，长这么大，我还从来没干过。但想想自己交了语言学校的学费，钱包已经瘪瘪的，而自己还要为上大学积攒120万日元……这对我来说，简直是个天文数字。没办法，只好硬着头皮，拽着拖把跟在后面。

有好几个小时工都是第一天上班，穿工作服的“领导”身先士卒，要为几个新人做标准示范。这就是我第一次接受日本的职业教育。在男厕所里，他麻利地就像洗自己的茶杯一样把小便池擦得白白净净，连漏口的一点点黄色，他都细心地用手抠掉。在便器比他的牙还要白了之后，他满意地停下快速移动的手，便池上能清晰地映出男人有些变形的脸。“尤西（很好）。”他转头看看我，“明白了吗？”他很自然地拿过一个纸杯，从便池里接了一杯水，一饮而尽。我一阵恶心，虽知道日本的自来水可以喝，但在这儿的一出一进，距离太近了。

我只听懂了一句“八格！”

9月的日本，闷热潮湿，厕所中没有空调。女厕比男厕要脏多了。下班后，留在这里的是刺鼻的臊臭，让我真想把一个星期前在北京吃的饭都吐出来。用手把纸篓中的脏东西一个个掏掉，再用抹布把便池旁溅出的屎尿擦净。鼻子一酸，泪水夹着汗水一滴滴地掉进了便池里。

想起以前，姐妹中我是老小，14岁进央视做主持，15岁在青影厂拍电影，当时因《摇滚青年》在全国放得正火，我留学之事引来了电影学院老师们的一片惋惜声。可是年轻气盛的我，自认为出身于书香门第，满腹清高，看不惯文艺圈子中的一些名利“誓”图的作风，来了个拍拍屁股走人，咱敬而远之。我推掉了5部电视剧的片约，决心东渡日本。

现在我身上穿着全剧组朋友送给我的蜡染衣裤，却在这里打扫厕所。和我一起干活的是一个40多岁的日本“欧巴桑”（对上了些年纪的妇女的称呼），见到新人进门，显然她已经以前辈自居了。生怕我偷懒，一直侧着眼盯着我。到了10楼以上她干脆止步歇息，在旁边抽着烟，对我指手画脚地吆来喝去。就这样一干就是五个小时，从一楼扫到10楼的时候，我的腰已经累得直不起来了。一不小心碰翻水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