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部分 (第2/5页)

上，心里默记着。样子有点像考试中作弊的学生。

“对不起……”有的客人会有一搭没一搭地没话找话。

遇到善意的人我会应答几句。碰到张扬的主儿，我会用自己的招儿。

开始可以装听不懂，这招很管用。“原来是外国人。”一般客人就会宽容地笑笑。如果遇到不依不饶的，我从来不生气。笑着把一连串的英语甩过去。在上高中的时候，我就给韩国人做过英语翻译，英语好得可以骂人！但特别要注意的是脸上一定要笑着，笑着较劲。心里痛快着呢！

日本人对英语有一种特别的崇拜，听不懂，自然觉得很没面子。但不能给周围的人看出不懂，“ok，再给我拿瓶酒。”他口气软了下来。

我还是微笑着双手递给他。在这儿我学到了职业尊重。在店里做事，他是客人，我就要提供优质服务；他是个男人，女人要学会给男人留面子，特别是在众人面前。

店里如果有客人吐了满地，清扫这种活儿店长马上就会派给我做，起初，我认为这是民族歧视，非常生气。后来才感觉到，在日本，女人在职场为男人送咖啡，说顺从话，倾听众人的抱怨，是多年沉淀下来的对女性角色的要求。到任何一个地方，新来的人做最脏最累的活儿是理所当然的。过了一阵，店里又进了新人，这种活儿自然就有了接班人。

在社会的底层，承受着生活的压力，享受着简单的快乐

只有了解艰难，才会品尝快乐。

说到苦，那时真不觉得有什么大不了的。而快乐是发自内心的。艰难的日子里，你会发现快乐其实是那么简单的事。发工资了，考好了，别人的话能听懂了，我说的话，别人也听懂了，都会有一阵阵惊喜。那个时候并不缺少快乐。而后来所谓成名之后，简单的快乐却少了许多。

生活在社会的底层，每天承受着生活的压力，享受着简单的快乐。没有人知道我是谁，更没人知道我父母其实就在身边。我不敢说，父亲就是当时的新华社东京分社社长。

6。当单词表变成工资单（2）

当我下决心要来日本自费留学的时候，妈妈没有敢把我的想法再告诉爸爸。从二姐想出国的时候开始，爸爸只有一句话：“等我们回国后再考虑”。当时的氛围就是这样，在职干部的孩子出国留学，难免有利用工作便利之嫌。于是妈妈就开始瞒着爸爸办理一切手续，求到一个她在日本的学生，在银行做了个人担保。只等孩子们都到了东京，才跟爸爸摊牌。理由相当充分：第一，没有政策说驻外记者子女不能留学；　第二，没有动用任何工作关系；第三，任何方面都经得起检查。生米煮成熟饭，爸爸拗不过，只能做好被立即调回的思想准备。

后来真有人告到了总社，说爸爸把全家都办到了国外，总社经过调查，认为父亲的确没有利用职务之便，此事才沉寂下来。现在驻外人员携妻带女已是情理之中的事，但在当时，我不仅度过了一个很少父爱的童年和少年时代，而且高中毕业，留学东瀛，在父亲身边时，还要提心吊胆、东躲西藏。

在经济上我更不能依赖他们。当时驻外人员每个月的工资不高，爸爸、妈妈加起来不过五万多日元（约2500元人民币）。妈妈作为编外人员工资更少，除了饭费，生活零用费只能够在机场买一碗面条（机场的面条要1200日元）。爸爸最喜欢吃面条了。他能在外面用自己钱吃得起的，就是车站边面店里600日元一大碗的快餐面。日本的上班族也都站在那儿，带着嘶啦嘶啦的响声埋头大吃。这成为他至今仍怀念的美食。

我很想爸爸、妈妈。我们都生活在同一座城市，却很难见面。偶尔打个电话……

“今天我和你妈上街了，买了一些好吃的。”爸爸的情绪似乎特别好，“还看到了一盒葡萄，好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