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部分 (第3/5页)

一次质的飞跃。

这种压力是良性的，逼着我只能硬着头皮往前冲。主持技巧就是这样磨出来的，日语也是在这样的摸爬滚打中练出来的。公司很怕打压了我的自信，一开始直截了当地指出了我的问题，后来就很少批评了。他们更重视鼓励个性的东西跳跃出来。经纪人的能力，是将艺人的喜怒哀乐自主地调动出来，勾着你往前走。

两个星期后，《Asia　Live》在上海的外滩做现场直播。因为一场大雨，不得不临时将场地改在室内演播大厅，台本全变了，但我已经基本能从容面对、应付自如了。连金吉导演都大吃一惊，怎么这么快就像变了一个人！？

我的生活开始起飞了：丑小鸭变成了白天鹅，扫厕所的女孩当上了代表NHK的主持人。我常想起那位在厕所里给我饭团的阔太太。如果有一天她在电视里看见了我，是否还能认出就是当年那个闯了祸，日语说得结结巴巴的小女孩呢？

“你是来报仇的吗？”

NHK的收视率越来越高，经过几个月的磨炼，我已经完全能胜任直播节目了。而且越是直播，我的状态越轻松、越兴奋。终于有一天，我盼来了在家乡北京举办《亚洲歌坛》。

但事情并不像想象的那样顺利。从前期开始，中日合作就出现了创作分歧。因为是直播，NHK方面习惯了有板有眼的设计，而中央电视台编导则希望随意性更大一些。日本很重视每个细节，尤其是这样一个大投资的节目。金吉坚持说，每个环节都需要在导演的控制之中，即使很多看似随意的东西，也都应该是设计出来的。

双方争执时，我夹在其中，左右为难，不敢说话。我的身份特殊，明明是个中国人；但现在代表的是日本最有影响的电视台——NHK，如果倾向中方，从职业角度看是不合适的；　但如果倾向日方，为日方说话，哎呀！想都不敢想。所以我选择了沉默不语，独自一人，坐在演播室外面的长椅上看台本。这时，一个人走了过去，不时地回头看我，又折过来：“你是朱迅吗？”

我一下子叫起来：“李斌哥哥！”

“你回来了，真的是你呀！”　李斌哥哥好高兴。

我和李斌哥哥相识在《摇滚青年》剧组。现在他是央视青少部摄像组的负责人。回来之后，我终于痛痛快快地说了几句中文。憋死我了！

同央视第一次合作，中方的主持人是朱军。我们配合得很好，整台晚会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成功。日方导演满意地松了口气，打着胜利的手势给我。庆功宴上，不打不相识的双方一起举杯庆贺。

席间，只听央视的一个剧务悄悄对朱军说：“日本侵略咱们的时候干了那么多坏事，和你一起主持的日本女孩儿看着还挺顺眼，抽时间把她‘办’了？”　我听着，直想乐。同朱军是第一次合作，他给我的印象是个机敏、坦率，现场把握能力强的主持人。

朱军端起酒，一脸的笑容，他用刚学来的日语做自我介绍：　“我叫朱军，请多关照！”　我耐心地听他说完，“你是来报仇的吗？”　我微笑。

朱军吓了一跳，看我的神态就知道他们的玩笑话被我听到了。

“你懂中文？”　朱军有些不好意思。

我小声对他说：“我是中国人！是新华社子弟。爸妈都是共产党员。”　我们俩一起大笑，“好呀，原来是自己人。”

日本人一高兴，喝酒就过量。宴会结束，酩酊大醉的日本导演上了出租车。我刚想跟进去，中央台的同行拉了我一下，关上了车门，冲司机说，“走吧！”　司机疑惑地问：“这人要去哪儿呀？”　“拉着他在三环上转，什么时候酒醒了，再回梅地亚饭店。”

中央台距离梅地亚还不到500米。

就在那一晚我最后一次见到陶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