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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加索的这番话虽不乏偏激之词，但却有一定道理。的确，作家、艺术家是未来的代言人，他们的生命活动就是不断地否定现存秩序的活动。作家、艺术家并不看重现实，他们看重的只有理想与未来，从某种意义上讲，现存秩序总在阻碍未来理想的实现，作家、艺术家作为未来理想的设计者也就自然而然地成了反社会的人。他们总要在现实中做未来的事情，这干扰甚至破坏了现存秩序的正常运行，所以社会的保守力量总要出面谴责他们。

作家、艺术家代表着创造的力量和冒险的力量，社会本身则代表着持存的力量。创造意味着冒险，意味着旧的、现存秩序的破坏以及新秩序和新的形式的出现。持存则意味着保守，意味着旧的、现存秩序的无条件的维持，它强调安宁稳定，反对任何形式的变化。这样，创造和持存就形成了一种对抗，作家、艺术家与社会也就处于一种对立的状态。社会压制艺术的无限度发展是因为，就作家、艺术家本身的创造而言，它预示了社会的未来，但对社会来说，他们的创造恰恰是对现存社会的破坏、颠覆，甚至是观念上的毁灭。这就是为什么作家、艺术家往往不为他们同时代的社会和生活在这一社会中的大众所接受的原因。一方面，社会和大众在观念上尚未能达到作家、艺术家所站的高度，但更重要的是，社会的当权者和芸芸众生们生活在现实之中，而作家、艺术家生活在未来，他们的生存不属于同一时空，作家、艺术家的生存时空是未来。

作家、艺术家代表着一种理想和浪漫的力量。这种力量往往可以在芸芸众生的内心里掀起巨大的波澜，从而影响社会秩序的稳固和安定。作家、艺术家始终是在用理想的眼光来看待生活，用理想的愿望来要求生活，用理想的方式来表现生活。现实与完美的理想相比，总是不完美的，有缺陷的，甚至是丑陋的。所以他们总有理由谴责现实，诅咒现实，有理由要求改变现实，因此，他们往往会用他们的理想诗篇煽起人们要求改变现实的愿望和对现实生活的不满情绪，力图使维护现存秩序的人处于被动的地位，所以作为浪漫的力量，作家、艺术家是社会的不稳定因素。

作家、艺术家作为浪漫的力量，总是鼓动芸芸众生按照内心的吁求去生活，而不是按照社会道德和法则去行动。他们要人忠实于内心的真实和欲望的真诚，而不是外在婚姻形式和社会关系；他们不是鼓励大众去维护现存秩序，而是要现实秩序适应于他们的内心要求。像雪莱这样纯洁的精灵竟也要歌颂违禁的爱情，向献身给上帝的修女诉说心中之爱，并要用爱情诗把侍奉上帝的女人从教堂中引出来，把她从神的身边拐走，教会当然会谴责他。

列夫·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表现了安娜大胆追求自己真正爱情的悲剧。从人忠实于自己的内心感觉、追求幸福和欢乐的意义上讲，安娜是无罪的，岂止是无罪的，简直是值得歌颂的。但从客观的形式上看，安娜的爱是不合法的，是有罪的，是社会的道德卫士所应诅咒的。因为这种爱情的宣扬很有可能会带来不良的社会效果。因此，对社会来说，无论多么有道理，无论男女相爱是如何出于真情实感，无论他们之间的爱是多么真诚，通奸的形式都是不允许的，社会对此毫无疑问要严加禁止，这就是为什么当《安娜·卡列尼娜》出版时，当时社会的各种当权势力对托尔斯泰表现出极大的愤怒的原因。劳伦斯的《查特莱夫人的情人》当年遭到起诉的原因之一，就是说它鼓励和美化通奸。

社会反对作家、艺术家与作家、艺术家反对社会一样有道理，他们代表了人类文化的两种力量，持存的力量和发展的力量。社会为了自身的利益，总要维护现存秩序，危害现实秩序的力量自然要遭到反对，受到压制。社会不希望自身的存在陷于混乱之中。同样，作家、艺术家为了人类的发展，为了理想和永恒，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