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部分 (第2/4页)

到陈果夫任教育长的中央政治学校当研究员。《我们所需要的文艺政策》便是在张、李二人讨论的基础上，由李辰冬执笔，张道藩订正，再请国民党*戴季陶、陈果夫审阅的。张道藩原本想正式向国民党中央提出自己设计的文艺政策，可考虑到中央内部意见不易统一，便改用个人名义发表。这篇论文并非国民政府或国民党有关文艺政策的正式文件，不过在总的指导思想上与官方意识形态是一致的。正如台湾周锦在《中国新文学史》（台北，长歌出版社，1976）中所说：“这篇文章，严格地说来，算不上文艺政策。”但由此说“只是张道藩对于文学创作的讨论”就过于轻描淡写了。它提出了一整套与左翼文艺运动对抗的方案，不然它也不会引起重庆的左翼报刊《新华日报》、《野草》、《群众》、《新蜀报》的群起批驳。

除了左翼文艺工作者抵制张道藩的文章外，右翼作家和其他文人也有不同意见，还由此引起一场争论。首先发难的是梁实秋。他站在自由主义的立场，于1942年10月20日出版的《文化先锋》第1卷第8期上发表《关于“文艺政策”》，认为“文艺政策必然配合着一种政治主张经济主张而建立的……是站在文艺范围之外如何利用管理文艺的一种企图”。表面上看来，张道藩与左翼文艺南辕北辙，但就企图用“文艺政策”管制作家，和苏联用“文艺政策”要求作家配合政治并无两样。张道藩针对梁实秋这种“误解”，在《关于文艺政策的答辩》中说：“我们提出的文艺政策并没有要政府施行统治的意思”，只不过是“向我国文艺界建议一点”具体做法。其实，张道藩文中所讲的“六不政策”（不专写社会的黑暗、不挑拨阶级的仇恨、不带悲观的色彩、不表现浪漫的情调、不写无意义的作品、不表现不正确的意识）和“五要政策”（要创造我们的民族文艺、要为最受苦痛的平民而写作、要以民族的立场来写作、要从理智里产生作品、要用现实的形式）是用“三*义与文艺之必然关系”要求作家必须遵循的创作上的金科玉律，是不许违背的。这显然不是一般的“建议”，而是官方审查文艺作品的标准，当权者监控文艺的一种手段。但国民党不愿意作家们脱离官方领导，因而担任中央文化运动委员会委员兼秘书的赵友培在《我们需要“文艺政策”》一文中站出来反驳梁实秋，并指出张道藩前头讲的“不专写社会的黑暗”与后面讲的“要为最受苦痛的平民而写作”虽然有矛盾之处，但文艺毕竟还是需要政策的。现在不是要不要的问题，而是如何将其完善化，政府应尽快制定出切实可行的办法来。王平陵在《评〈我们需要“文艺政策”〉》中表示，在指导思想上与张道藩无任何分歧，只是用“政策”二字过于刺激人，不如将这二字去掉，以免让人“感觉头痛”。翁大草的《论情感与理智》、常任侠的《关于“文艺政策”的补充》，分别从创作是由理智还是从情感中产生，以及民间文艺、边疆文艺问题上作了发挥和补充。王梦鸥的《戴老光眼镜读“文艺政策”》则劝作家们要相信政府。只要政府代表民意，大家同意三*义为立国之本，“文艺政策”就不会伤害作家创作的积极性。他戴的这种“老光眼镜”，貌似平和客观，其实是站在官方一边，只不过是他比一般作家的文笔更显得老气横秋罢了。　。。

张道藩（2）

这场论战的参与者，除上述作家外，另有丁伯骝、夏贯中、易君左、王集丛、太虚法师、罗正纬、陈铨、李辰冬等，共发表文章三十余篇，其中十八篇（含张道藩的两篇答辩）列入“文运会”文化运动丛书第五种——《文艺论战》，于1944年7月在重庆出版。这场论争，主要是国民党作家与自由主义作家参与。左派的文章由于写得激烈，被排除在外。

在张道藩从政的一生中，文学艺术只不过是他经营国民党党务的一种工具。他本名张振宗，贵州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