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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他还能清晰地吐字说话，但现在能从他嘴里听到的，恐怕只有杂乱无章的噪音了。周阿姨叹息过，说他这病是耳膜上的肿瘤导致，到北京的医院是可以治愈的。不过花销要在十五到二十万元之间，他老实巴交的父母，便只有放弃了。

经过几天的磨合，我发现聋哑孩子们的毅力与耐心非比寻常。在每天乏味枯燥的训练中，他们一直饶有兴致地重复着比画，一点浮躁的迹象也没有。当然，为了肯定他们的专心致志，我们偶尔也会颁发一些小礼品。比如一人一颗薄荷糖，两人一只小鸡蛋，四人一个大苹果，以及放映最令他们喜爱的动画片。

我与杨帆把电视机放在讲台上，播一集动画片或者儿童电影，聋哑孩子们就会双手正放在桌前，目不转睛地盯着电视看，而张嫂与周阿姨，则站在教室两侧做一些简单的翻译。孩子们大多时候虔诚地凝望着电视机，实在不懂的时候，才偏过头看一看老师的比画，但马上又后悔错过了刚才的画面，懊悔地睁大了眼。特别是画面进行到高潮的时刻，所有人都竖着双耳，大张着嘴与眼睛，恨不得把那些关键而诱人的声调吸进他们的大脑！

在这群孩子中间，小石头显得尤为幸福，他是唯一一个鱼与熊掌兼得者。不过看样子他听的过程也越来越艰涩，我生怕预见再等上一两年，当他彻底失去右耳这一“优势”后，他能否还能坦然地微笑，能否还能继续欣然接受其他同学对一个班长的崇拜？我真想攒足一笔钱，在小石头彻底失去听力之前，治好他的耳朵。

但这样的想法倏然而过，我知道“十五万”对一个亡命之徒的应有含义。于是，半声叹息，追随“西游记”中摇身一变的孙悟空天马行空去了。

我们开始渐渐习惯这种有价值的充实生活。

每天早晨六点半起床，到厨房蒸馒头、切咸菜、熬稀饭；七点半一起洗漱，然后兵分两路，我帮小男孩们穿衣洗脸，杨帆给小女孩们梳头扎辫；八点照料孩子们吃早饭，并收拾厨具；八点半至十点半是孩子们的上课时间，我与杨帆就轻松多了，只需按照标准的四十五分钟提醒大班、小班下课，并在课间陪同他们跳跳绳、打打球——当然最主要的还是维持秩序、公正与安全。之后用聋哑老人的野鸭死鱼与周阿姨的蔬菜作料，开始准备午餐。十二点陪孩子们吃完午饭，一点钟是他们统一午休的时间，我们也得监督。下午两点半至四点半本来是上课时间，被我们临时租用，实施分门别类的舞蹈训练。五点钟至六点钟是晚餐准备时间，这时候周阿姨一般有空，我们至多打打下手，有时候她干脆把我们轰出来，吩咐我们陪孩子玩。

傍晚六点钟吃晚饭，七点至九点是孩子们最喜欢的“晚作坊”。其实也就是教小班的孩子缝布娃娃，教大班的孩子用矿粉填水彩画。前者是我们学校唯一一项赞助来源：梅城一家玩具厂给我们提供原材料，由孩子们加工成布娃娃后，他们许诺以每个一元的加工价格回收。而后者则是我们学校唯一一条就业渠道：桃镇一家工作室向周阿姨提供技术培训，由周阿姨转授给孩子们后，他们许诺向精通此道的孩子们抛出就业的橄榄枝。九点半是孩子们的洗漱时间，允许他们在卧室打闹一会儿，等十点钟准时关灯时，我们一天的工作就算完成了。

在此之前，周末对于大多聋哑孩子来说，只是一种可有可无的日子。只有极少数的孩子，在极少数的时间里，有机会被亲戚接回家玩两天。而剩下的孩子只能趴在锈迹斑斑的铁门上，男孩子可怜巴巴地仰望参天大树，女孩子则忧心忡忡地俯视野花小草。每当这个时候，杨帆就会忍不住潸然泪下——在聋哑孩子们乏味的童年生活中，他们既无法见识车驶田园的浪漫，又无法目睹川流不息的繁华；既无法感知攀山爬树的喜悦，更无法拥有游泳摸鱼的快感。他们被残疾的大网紧紧包裹着，永远无法真实地走出周遭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