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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比重现在降到20％以下，而对世界其他地区的出口，如对欧盟地区的出口在增长，由于美元快速贬值导致了人民币对欧元的“关心”，反倒在一定时期出现了贬值的趋势。亚太地区现在是中国最主要的一个出口市场，这部分也在增长，而对于亚太地区的经济总体来说，还是处在健康增长的过程中。对石油输出国组织包括海湾国家和俄罗斯，这些国家的出口仍然在大规模地增长。因此，只要这些国家的经济仍然保持基本稳定，那么从贸易渠道对中国产生的影响而言，美国次贷危机本身应该说是有限的。

更重要的是，正如上面约瑟夫·斯蒂格利茨教授已经提到的，资金这个渠道很有可能存在这样一个可能性，就是在2008年，甚至在2009年，由于美国次贷危机，中国的资本流入反而会增长，而不是减少。两个原因：第一是美元加速贬值，美国利率的加速下降，导致对人民币投机的预期增长。第二是以上约瑟夫·斯蒂格利茨教授提到的，尽管现在次贷危机使得美国和欧洲一些发达国家的金融机构出现了信贷萎缩，出现了资金紧缺的问题，但是世界上还是有很多资金在世界各地寻找投资机会，而当发达国家的金融市场处于动荡的过程中时，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像中国、印度这样高速增长的发展中国家，可能成为资金寻求新增长机会的市场。

因此我们在分析次贷危机影响的时候，要把这些因素都考虑进去，更多的资金意味着更多的流动性，同时也意味着更容易产生投资增长过快的风险。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樊纲认为，对于我国经济政策来说，2008年的宏观经济政策的一个重要任务，仍然是防止流动性过剩的问题。在世界发达国家金融市场上存在信贷萎缩的情况下，中国仍然可能出现流动性过剩的问题，如何控制流动性增长，仍然是中国宏观经济政策的一个重要目标，我们的宏观政策、货币政策等也仍然要保持一种紧缩的基本格局。

我们确实也要看到，世界市场的不确定性在增加，美国次贷危机究竟会到什么程度，除了对我们直接的影响，对世界各国市场的影响会有多大，现在还有很多不确定性，还说不清楚。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我们要及时注意观察世界经济发生的变化，相机抉择，及时根据变化对我们的政策进行调整。这里樊纲特别讲到两个政策：

第一，是关于现在通货膨胀压力下的货币政策。我们现在面临的通货膨胀，最重要的原因是外部因素导致的，即由于石油和粮食价格的上涨等外部因素导致的。这种成本推动的价格上涨、收入型的价格上涨不是国内需求所决定的。相反，因为价格上涨可能要占用更多的货币。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货币政策在一定意义上还要注意由这种通货膨胀导致的货币需求，如何来满足经济增长的需要。

第二，关于汇率政策，现在有一种说法，由于时下对人民币汇率的投机因素在增加，我们是不是要一次性地大幅度提高汇率，以此来打消投机的因素，减少这方面的资金流入。樊纲认为恰恰在这个时候，更需要一个相对稳定的汇率政策，防止更大规模的投机。因为我们不知道美元会贬值多少，我们不知道美国的利率会降低多少，如果我们现在做了一次大规模的调整，不知道下一次什么时候又会要求我们做更大的调整。

美林集团拉响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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