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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客人不太熟悉茶屋消费的流程和礼节，歌舞练场就张贴告示专门给这群人提供帮助。告示上说：“首次造访茶屋的客人可以在登记处得到相关的详细介绍。”一个年轻人可以在歌舞练场结识某个艺伎，然后再去茶屋以日式风格度过这个晚上。

先斗町的艺术革新在1936年的歌舞庆典时算是达到了一个顶峰。当时有个节目名叫《沿着东海道起舞》，在节目的间歇时间艺伎们上演了一个火箭女郎风格（纽约的康康舞，特色是女郎们整齐划一地踢腿，就如直冲云霄的火箭——译者注）的讽刺短剧，引起了轩然大波。当时，法国艺术家、电影导演让·科托克就在日本，并对此做出了激烈批评。查理·卓别林也看了这场疯狂的表演，不过据报道，他的评论倒是非常简洁：“很有趣。”毫无疑问，艺伎歌舞厅确实很有趣，但是1930年代后期的先斗町，在对现代新奇事物的追寻上已经有点走味。东京也面临相同的问题，她们尝试让艺伎拉小提琴，或者以希腊风格的布料包裹住半裸的艺伎，还用其他一些暗招来吸引顾客，比如出租宴会厅的价格可以私底下进行优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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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伎是社会的肚脐

1935年，新闻记者田中岩男发问道：“为什么我们的身体要长一个肚脐？”

为什么我们会长睫毛？这类东西看起来似乎没什么用，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干脆不要它们呢？睫毛可以为我们的眼睛阻挡灰尘，肚脐则是我们从母体吸取营养的通道。按照医生的观点，肚脐是腹部的中心，也是力量的凝聚点。如果我们没有肚脐，我们如何能够集中自己的力量呢？在我看来，艺伎就是社会的肚脐。那些认为艺伎的益处已经消失了的人，无异于是要舍弃他们的肚脐。｛31｝

1920年代晚期至1930年代早期的艺伎社会，集中体现了现代化与欧美化对当时整个日本社会的影响。那个时期的知识分子、批评家和新闻记者在探讨传统日本和传统价值观的变化时，常常以艺伎作为实例。人们对艺伎在现代社会中的命运展开激烈争论，而艺伎的命运其实正隐含了传统文化的命运。

激进的改革论者认为艺伎的存在已经是一个时代错误，这个职业应该寿终正寝。更温和一点的观点则认为艺伎必须自我更新，以适应时代的变化。当然，也有一些怀旧的作家认为艺伎的改变或者消失都会成为日本文化的一种损失，日本社会应该像从前那样，给艺伎提供一片可以自由发展的空间。

没有几个知识分子不对艺伎抱有某种倾向，或是斥责她们为封建余孽，或是寻求保护她们的办法。那些关心社会变革走向的人们，也喜欢以艺伎作为事例来说明他们的观点。而当时的花柳界同样非常困扰，艺伎自身也不清楚在现代社会中，她们的艺术到底应该怎样发展。不过，由于艺伎是日本文化的重要象征之一，无论如何，艺伎社会决不会在默默无闻的情况下枯萎。

艺伎读本

公众意见的一面镜子

1935年，一本名为《艺伎读本》的书在东京出版。｛32｝书中搜集了商人、饭店老板、诗人、政治家、演员以及文艺爱好者对于艺伎的评论，为当时花柳界所面临的问题提供了生动多样的答案。看来，这本书的编辑者几乎为所有对艺伎抱有想法的人都做出了贡献，唯独没有考虑艺伎群体本身的想法。1935年，日本的74200名艺伎，成为了这些评论与建议的读者。

艺伎被人们告诫要仔细阅读这本书，并将之视为“公众意见的一面镜子”。这样的话，她们就可以轻而易举地改变自己的公众形象。许多名人都收到了问卷调查，内容是列出他们所认为的艺伎的优点与缺点。可想而知，答案五花八门。在艺伎的缺点这一栏下，我们可以看到这些内容：“既保守又乏味”；“她们变得和妓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