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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者”，只想着为自己捞好处，“并试图分割我们宝贵的石油资源，将它们从幼稚的波斯政客手中夺走”。

这个故事就像是400年前发现美洲大陆时的翻版。尽管当地居民没有像美洲土著那样，被西班牙人屠杀殆尽，但实际过程是一样的：西方国家对宝藏的掠夺意味着财富从一个大洲流向另一个大洲，而这些土地上的居民却几乎毫无所得。哥伦布横渡大西洋之后所发生的事情再次重演。正如西班牙和葡萄牙根据1494年的《托尔德西里亚斯条约》和30年后的《萨拉戈萨条约》瓜分世界那样，西方国家现在正搜刮地中海与中亚之间的资源。

地图上用彩色铅笔圈画出的区域构成了英国与法国之间所谓的“红线协定”（Red　Line　Agreement）的基础。这一协定规定了中东地区的石油资源如何在英波石油公司与土耳其石油公司（前者英波石油公司，即英国政府，是后者的大股东）之间进行分配，两家正式同意不在彼此的地盘上竞争。这对要确保在黎凡特强势地位的法国而言十分重要，因为法国人自古以来就与这一地区有着贸易联系，而且数十年来不断地在此地投资。正如伊比利亚半岛国家所做的那样，英国和法国称他们对财富的掠夺是理所应当的。这似乎是进入了新一轮的帝国时代。

不过，大英帝国在该地区很快就身陷痛苦的现实当中：世界正在改变，而且改变得很快。维护对石油和输油管的控制是有代价的。英国的国债激增，帝国驻军需要大量成本，这引发了激烈的争论。寇松勋爵写道：“无法再维持这一高昂的开销了。”时任殖民大臣的温斯顿？丘吉尔立即接受了这一论断，他认识到，“中东的一切政策都要让位于削减开支”。

野心与能力之间的差距会带来灾难，而高级外交官们的顽固则加剧了这一危险。例如，英国驻德黑兰公使在波斯人面前颐指气使，被鄙视为“狡猾的臭畜生”。同时，英国驻巴格达的代表“为了扩建英国大使馆的花园”，把周围的房子拆了。一位观察家讽刺道：“这无疑会让这栋原本就美丽无比的住宅更加辉煌，但是在伊拉克人中却不太受欢迎。”这些都显示出一种傲慢的态度：该地区的今天和未来都掌握在英国人手中。当地的统治权是由伦敦的决策者恩赐的，他们几乎不会考虑当地居民的利益，而是会优先关注英国的战略和经济地位。仅在20世纪20年代，英国就直接或间接地操纵了伊拉克、波斯和阿富汗三国统治者的更替，同时还插手了埃及在1922年独立后的国王称号问题。

毫无疑问，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行径将使问题更加恶化。格特鲁德？贝尔早在1919年就曾正确地预测：近东正在变成“一团可怕的乱麻”，这种情形就像是“一场噩梦，你在其中可以预见到所有将要发生的恐怖事情，但是却无力伸手阻止”。英国人正在玩一项危险的游戏：选择支持谁，以及在何时何地插手。

从黎凡特一直向东，充斥着失信的诺言和失望的人群。支持、帮助和保护当地人利益的承诺，最终都成了对英国商业和战略利益的促进和保护。哪怕这意味着需要沿着人为的新边界线重新分割土地，或者放弃诸如生活在伊拉克的亚述基督徒这样的人群——这些基督徒在中东被瓜分完后，发现只有自己处于孤立无援的脆弱境地。

这对伊拉克来说是一场灾难。随着当地权贵获得了以前属于奥斯曼帝国的大片土地（作为他们支持英国的报答），一种新型的封建主义开始生根发芽：它减少了社会流动性，增加了社会的不平等，并且使得农村人口在丧失了他们的土地权利和生存方式后爆发了强烈的不满。在伊拉克东部的库特（Kut）省，有两个家族在30年间就占有了超过50万英亩的土地。在波斯也是如此，通过石油收入累积起来的大笔财富都集中在国王及其亲信手中。因此完全可以认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