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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位居于下层者占，居于中下层者占，居于中层者占，居于中上层者占，居于上层者仅占；认为自己在家乡经济地位居于下层者占，居于中下层者占，居于中层者占，居于中上层者占，居于上层者占。这两组指标反映的是参照系不同，农民工对经济地位的自我评价差别很大，普遍认为在当地经济地位居于中下层，而在家乡经济地位则居于中上层以上。在社会地位方面，只有25％的被调查者对自己的社会地位表示满意，的人认为自己的社会地位一般，的人对自己的社会地位不满意，经济收入高低与满意度呈正相关关系，收入越高越满意，而年龄大小却与满意度呈反相关关系，即年龄越小，不满意率越高。7的被调查者不同意“城市社会治安变差的主要原因是由农民工造成的”，的人不同意“农民工素质比城市人差”，的人不同意“农民工抢了城市人的饭碗”，这反映了现在的农民工自尊、自重、平等意识在增强。

（11）农民工的未来打算。调查显示，的农民工希望将户口迁入现在居住的城市，的人不愿意居住在现有城市，的人表示还说不清楚。如果以放弃承包土地作为户口迁入城市的代价，的人表示愿意迁入城市，只有2的人表示会放弃迁入城市的机会，还有4的人表示不确定。在被调查者对未来的打算方面，的人明确表示想长期留在城市安家立业，的人表示学好技术再找个好工作，的人想到其他城市继续务工，的人计划再上学读书，的人表示以后回去办企业当老板，只有的人还没想过未来怎么办。

中国农民工问题：理论判断与政策思路（5）

综上所述，中国农民工与农民工问题的现状可以概括为：规模庞大、身份特殊、经济社会地位较低、就业不稳定性与流动性强、权益受损明显、与当地居民和政府的关系不太理想，从而是政府与社会必须给予高度重视和关注的一个社会群体。根据上述调查资料，可得出如下结论：

第一，农民工群体已经走向分化。至少可以分为三大类型：一是已经城市化的农民工，他们虽然仍然具有农业户籍身份标识，但已经在城市（镇）有稳定的居住处所、稳定的就业岗位与相对固定的劳动关系，以及能够满足在城市生活的经济能力，他们的归属只能是城市；二是只有农闲季节才外出务工的传统农民，他们的归属是乡村；三是仍然处于流动状态的农民工，这是农民工中的最大群体，这一群体中进入第一类人群的人数在持续上升，或者以做城市人为目标。农民工群体走向分化的事实及趋势，决定了解决农民工问题的政策必须具有分类考虑的取向，否则，所有政策均将无法适应全体农民工的客观需要。

第二，农民工问题是一个以亿计的流动群体权益全面受损并涉及中国经济、社会、政治乃至其他层面的综合问题，它以劳动权益或者经济利益受损、社会排斥及政治权力流失、精神文化困惑、健康及生命代价过高等为主要标志。在对待农民工方面，政府过去更多的是从维护城镇居民的利益出发，虽然不得不承认农民工在城市发展中不可替代的客观作用，但又将农民工视为不安定因素，实施的主要是管治、限制、防范为主的政策。这种消极的政策取向，显然无法将农民工与中国城市化、工业化发展道路合理地、有机地结合起来，最终结果是农民工在被边缘化的同时，其个人风险亦在不断累积并必然演变成社会风险，进而可能对中国经济社会的健康、持续发展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

第三，农民工与农民工问题已经或者正在发生重大转变。一是在农民工流向分布方面，由中西部地区向东部沿海地区大中城市流动正在转变为全国性大流动，这是地区协调发展带来的一种良性效应。二是农民工正在完成代际转换，第一代农民工已经基本完成了自己或工或农的角色定位，而改革开放以后出生的第二代农民工已经成为农民工队伍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