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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圆弧状屋顶的扩音器正播放着《蓝色多瑙河》。宣传车现在不再巡游了，现在它专注地停在正忙于装修的“科斯莫斯”柏青哥店前，继续用超强的噪音骚扰着我们，那声音大到连早晨的空气都要为之扭曲了。

右翼分子宣传车的吼叫示威声只要一停，商店街屋顶的波尔．玛丽亚大乐团（Paul　Mauriat　Orchestra）的美好弦乐演奏就会立即补上。在这条街上，是绝对不会让你的耳朵清静一会儿的。

没办法，这条街的早晨好像永远都是这么糟。

我是一个爱玩的青年，几乎每天都会到柏青哥店的铁卷门前报到。而且我们还形成了一个小团队，一般在柏青哥店开张之前的1小时，我们这个小团队十几号人就开始一个挨着一个排起队来。大家的制服都是袖口磨破的工作服（不是衬衫）、连穿两星期不脱的毛衣，以及磨破的便宜凉鞋。在这种环境之下，大家都不需要什么时尚杂志，也不需要什么名牌标志，因为这帮排队的群众虽然不发表什么言论，但每一个路过的人都能找到“人生过得好累”或“丧家之犬”之类的共同特征。我们静静地排着队，但相互之间绝不目光交接，因为目光一交接，就会从对方眼里看到映照出来的自己，那很讨厌。

那一年的春天，我好不容易从京都一所私立大学的文学系毕业了。这是一所说好不好，说坏不坏的中不溜学校，学生待在这里的偏差值大约55。我大学就不是顺利毕业的，为了拿到那个毕业证，我足足被延长了一年时间，所以我的大学一共念了5年。5年之后，我终于拿了两个“优”，从校长手里捧过那个得来不易的毕业证。

不过可惜的是，虽然我有了毕业证，但并不表示我就有了铁饭碗。而且作为一所中不溜的学校，基本上有三成男生、五成多的女生最后是找不到工作的，这些没找到工作的人就会变成没有固定职业的“就职浪人”，（不过仔细说起来，从我开始懂事以来的10年间，我们这一代人似乎还真没碰到过什么景气的时候）。

我也很不幸落入了“就职浪人”的行列，出去应聘若干次，也没有找到一个肯给没工作经验的毕业生机会的企业。而且在应聘的时候，我还见识了难以胜数的坏脸色。事实上，我对混入某家公司去当个没有棱角的“小媳妇”，也确实没有作好准备。

所以呢，我只好隔几天就向在新泻当公务员的老爸要一次生活费。要钱的时候，我总是跟自己说，不要着急，再有一年就好了，而事实上，这个“就好”的时间看起来却漫无终点。

老爸给的钱总是不够花，而那不够的部分，我就用大学生活中惟一学会的技能一一柏青哥去赚。于是我每周就跟上班一样，准点来到柏青哥店门口候着，好去里面恶赌一天。周一到周五，我总是第一个进店，最后一个离开．只要中了奖，我就猛吃一顿，赚不到只好就饿着肚子喽。

一般来说，要想从柏青哥上赚钱，那就要勤打多练，次数愈多愈有利，所以说这种数字柏青哥并没有太多的技巧，关键要看你对它够不够执着。如果一直打下去，总是能练出相当的水平来的。而高水平就意味着高回报。就拿我来说吧，自从我打习惯后，就常常能赢一些钱了。而到大学　“五年级”的时候，每天基本都可以赚到6000多日元了。而要想赢这6000多日元也不是那么容易的，因为我得从早上10点打到晚上9点，这样算下来基本上时薪就是600日元。至于这样的报酬到底合不合算，我也说不清楚，但至少，比没钱花强吧。

我就用这种无所谓的态度混日子，一天又一天地这么活着。没有理想，也看不到希望。兜里既没有钱也没有工资卡，有的只是少得可怜的几张毛票。对于这个社会来说，我不觉得欠谁什么，因为这个社会没有谁对我好，哪怕是父亲给我寄一点钱，那也是成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