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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的初义,原是不同语言之间的对译,现在也常用来指称同种文字之间的古文今译。只是两者有着明显区别:同种文字的古文今译,主要用来克服古今异言的障碍。只含古今的时间因素,所以有时与注兼行而称注译或译注;不同语种之间的对译,则是兼含地域因素的。这里所说的翻译,指的是后者。
在我国,此类翻译早在《周礼》中就已见记载。《周礼。秋官。司寇》有这么一段文字:“象胥掌蛮夷闽貉戎狄之国使。掌传王之言而谕说焉,以亲和之。若以时入宾,则协其礼与其辞言传之。”意思是说,象胥是负责与周边蛮夷、闽貉、戎狄之类藩国交往事务的官,他们要负责传达王所说的话使周边藩国明白,以此密切王和藩国的关系。如果有使者来到王国,就要做好有关礼仪的协调和语言的翻译工作。
文中所说的“与其辞言传之”。就是现在所说“翻译”的意思了,“象胥”便是最早的翻译官,“象”就是最早用来表示翻译意思的术语。只是当时所翻译的还只是周边藩国的语言,其范围大致与现在所说的少数民族和方言区相当。
那时除了“象胥”和“象”用于表示翻译官和翻译的意思之外,还有一些其他名称,《礼记》有比较详细的记载。《礼记。王制》说:“五方之民。言语不通,嗜欲不同。达其志(表达他们的意思),通其欲(了解他们的想法),东方曰寄,南方曰象。西方曰狄鞮(di),北方曰译。”这“寄”“象”“狄鞮”“译”就是当时负责翻译东、南、西、北四方民族语言的翻译官名,也可作翻译术语用。四者合称的“象寄译鞮”,也是用来指称翻译的,或省称为“象寄”“象鞮”“象译”“译象”“译鞮”等。
其中,以“象”和“译”的使用面最广,为当时通称翻译意思的主要术语,既特指对南方和北方民族语言的翻译,也常用来通称翻译。和“象胥”一样,翻译官也有称“译胥”的,后来多称“译官”。“译”原是“易”之音训,贾公彦疏《周礼。秋官。序官》“北方曰译”说:“译即易,谓换易言语使相解也。”所以“译”就是指语言转换变易的活动。
我国有文字记载的翻译,始于汉武帝通西域之后的佛经翻译,即古印度梵语翻译。然就文献记载而言,目前所见最早的“翻译”用例,是南朝梁慧皎《高僧传。译经下。佛驮什》的“先沙门法显于师子国得《弥沙塞律》梵本,未被翻译”。那时也有单用“翻”的,如北周庾信《奉和法筵应诏》的“佛影胡人记,经文汉语翻”。这“翻”就是“译”,就是“翻译”。
从佛学史看,第一个翻译佛经的,是古印度高僧迦叶摩腾。他于汉明帝永平十年(67),与另一位印度僧人竺法兰,应邀以白马驮经来到洛阳,次年就在城西汉明帝新建的白马寺,合译《四十二章经》。这是汉译佛经之始。这以后大约又有一百多位来自印度和巴基斯坦等国的学者,从事佛经翻译,其中最著名的是来自龟兹(qiuci,汉西域国名,今新疆库车一带)的鸠摩罗什,他翻译了《法华经》和《金刚经》等很重要的佛经。
一些本土西行求法的僧人,也有从事佛经翻译的,最著名的是东晋法显和大唐玄奘。法显西行求法历时十五年,在公元412年七十几岁时带回大批经典,从此潜心佛经翻译。玄奘西天取经历时十七年,于公元645年回到长安后也专事翻译,共翻译了佛经七十五部,一千三百三十五卷,成为佛经翻译史上的集大成者。
所以,“翻译”一词的形成,与古印度佛教关系密切。早期我国翻译的主要内容,就是佛经。直至晚明西学东渐时,才开始较多地转向欧洲的天文、几何和医学等新科技方面的翻译。“五四”以后中国新文学运动的兴起,也是与翻译密不可分的。
语言的由简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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