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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女子改嫁已成习以为常的风气。

第三、明代妇女在实际生活中拥有一定的财产。在明朝法律中对女子的财产权规定极为苛刻，但在明代的实际情况中，并非如此。明代妇女改嫁时可以带走许多财产。《喻世明言》卷一《蒋兴哥重会珍珠衫》中王三巧被休后改嫁吴进士，原夫蒋兴哥并不阻拦。临嫁之前，“将楼上十六个箱笼，原封不动”送去，当个陪嫁。孟玉楼、李瓶儿改嫁时也带走许多财产。改嫁妇女从婆家获得财产的多寡固然与夫妇感情以及家境有关，但这一事实与上文介绍的有关法律条文相比，无疑说明了改嫁妇女财产权利的扩大。

作为妻子或母亲的妇女，可以管理家庭财产的支配和使用。明朝“三殿鸠工，司空告匮”，当时有传言说，“诸素封拥厚资，不佐国家之急”。歙县商人吴希元犹豫不决，其妻知道后，“从中赞之，乃献万金，供将作费”。＇16＇这种义举受到天子的旌表，也受到乡人的夸奖。其间，妻子参与到家庭巨额资金的使用，可见在家庭财产的支配上有一定的权利。又如徽州淳安一寡妇徐氏依靠仆人阿寄，外出经商“致资产数万金”，有“寡妇则阜然财雄一邑矣”的说法。＇17＇（P156）她有三女两子已完婚，但其家产名义上仍归徐氏所有。

综上所述，明代妇女的婚姻自主权、离婚改嫁权以及经济权利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法律的保障，其法律地位较之前代有很大提高。

三、影响明代妇女法律地位高低的原因

汉代之后，法律为儒家思想渗透，“男尊女卑”成为社会秩序的大格局，在法律上表现出男子的优越性和女子的附属性。从上文引用的唐宋明清律法，足以说明刑罚之规定与执行，基本上遵循“男尊女卑”的原则，显示中国传统社会的法律反映的礼教的法律观。但是，通过对明代妇女进行法律上的具体考察，不难发现明代妇女享有定婚权、退婚权、离婚权、改嫁权以及女犯的宽宥权，甚至享有唐、宋、元代的妇女所没有的权利，其法律地位有了一定的提高。在明代的实际生活中，即从司法实践的具体情况中考察，明代妇女拥有婚姻自主权、离婚改嫁权、财产继承和财产支配等经济权利，可见其法律地位呈现“低中有高”的特点。

究其原因有以下几点：首先，宋到明末是儒家思想的鼎盛时期，儒家思想成了当时各种思想的根据，法律思想也不例外。儒家思想一方面以“三纲五常”来确认封建等级制度，一方面又强调“仁爱”即尚德思想。儒家的政治和伦理原则是“亲亲”、“尊尊”，这表现在刑法上主要就是恤刑制度。此外，未嫁女在同胞兄弟姐妹中，主要依“长幼之序”划分其地位的高低；而为人母的法律地位相对于未嫁女、为人妻则比较高。

第二，与明朝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大的环境密切相关。明朝处在封建社会后期，统治秩序开始出现混乱，在社会生活和人们的思想意识上，出现离经叛道的思想观念和越礼逾制的生活方式。随着明朝中后期商品经济的发展和资本主义的萌芽的产生，必然促使社会风俗和价值观发生改变，而新的社会风俗和价值观又会带动反礼教思想和行为的发生。明朝社会上物欲横流，随着各阶层对酒色财气的追求，产生出新的尊卑贵贱的社会理想和价值尺度。传统的伦理等级的高下不再是人们估量价值的标准，而金钱日益成为主宰社会的力量和衡量人的价值的砝码，这使社会风气变得很放纵，使得人们对待妇女的离婚、改嫁等行为的看法变得较为开明。

第三，有识之士的呼吁对妇女的法律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