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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黑海成了通往东方的重要贸易通道。

灵活的定价和刻意的低关税政策显示出蒙古帝国的商业智慧，但它很容易被残暴野蛮的印象所掩盖。事实上，蒙古人的成功不在于它的暴力和粗鲁，而在于它愿意让步和合作，以及它不遗余力建立起来的一个稳固的中央集权体系。尽管后来的波斯历史学家坚称蒙古人当时已脱离了朝政，已将日常事务交给他人处理，但近来的研究表明，蒙古人从来都是事必躬亲，掌控着帝国所有的细节。成吉思汗及其后人的巨大成就不在于他们的烧杀抢夺，而在于精心打造了一个延续数个世纪都繁荣不衰的伟大帝国。因此我们能够看到，俄罗斯语中吸纳了许多来自蒙古的外来词，都和贸易交流相关，像利润（barysh）、金钱（dengi）和财政（kazna），都源于他们和东方新主人的交往。俄罗斯邮驿体系的建立也是一样，都是基于蒙古人的驿站网络，从而有效快捷地将信息从帝国的一处传递到另一处。

这就是蒙古人的智慧，一个长久稳定的帝国必须建立在无数正确的决策上。随着成吉思汗及其后人的不断扩张，他们开始把新的民族也纳入到整体当中。部落结构被刻意打散，他们将为各自新的军队集团出力，并效忠于蒙古统治者。各部落的差异，比如怎样装扮头饰，都得到了强制性的统一。那些投降或被征服的部落，都被分散到蒙古帝国控制的不同地区，以弱化他们在语言、血缘方面的认同感，加快与蒙古人的同化进程。旧的部族名字被新的称呼所取代，以此强调新身份的转换。这些做法之所以受到认可，全都靠着帝国统一的封赏体系，所有人都有机会分享到战利品和贡品。帝国施行严格的任人唯贤制度，凡有能力者皆可得到重赏，凡失败者都会被迅速抛弃。

虽然蒙古人极力弱化各部落的自我认同，但在宗教信仰方面却表现得非常宽松。自成吉思汗时代起，统治者在宗教方面的政策基本上是各随其好。成吉思汗本人虽“对伊斯兰教另眼相看，但他对基督教和佛教也很尊重”，一位波斯作者如是说。至于他的后代和继任者信仰哪种宗教，那就是他们自己的事了。有人选择了伊斯兰教，有人选择了基督教，还有人“追随他们的父辈和祖辈，不倾向于任何一种宗教”。

当时蜂拥前往东方的传教士们也对这种宽容政策深有体会。卢布鲁克在他去往蒙古朝廷的旅途中遇见过亚洲各地区的基督教教士，让他备感吃惊的是，每年春天当牲畜于哈喇和林附近聚集时，他们都一同向一匹白马祈祷，采用的还是异教习俗，而非基督教仪式。虽然一时之间基督教无法在蒙古取得成功，但时间久了，小溪也能逐渐汇成江河。随着欧洲和中亚之间的联系日趋频繁，东方教区的数量也再次开始增多，包括在草原腹地，如波斯北部大不里士（Tabriz）等地区，都能找到修道院。大不里士已成为日益兴盛的方济各会教士的聚居地。之所以会有这样快速的发展，显然是因为他们受到了一定的保护，这种保护来自于蒙古人对宗教信仰自始至终的宽松态度。

事情的发展还不止于此。到了13世纪末，罗马教皇派遣孟高维诺（John　of　Montecorvino）访问大汗，带着一封亲笔信“邀他接受我主耶稣基督的信仰”。尽管孟高维诺此行并未取得预期成果，但他也劝说了很多人信教，支付赎金帮助被俘的儿童获得自由，并在学校教他们拉丁文和希腊文，为他们亲自手书圣诗集。有时连大汗本人都曾亲自前往聆听教堂的吟唱，并被美妙的圣歌和神秘的圣餐所感动。为了表彰孟高维诺的成就，14世纪30年代初，罗马教皇克莱门特五世（Clement　V）派他前往亚洲任职——不是一般的主教，而是一个更高的职位，任务是在整个蒙古帝国建立基督教教区：北京大主教。十字军的失败并不意味着基督教在亚洲的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