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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年7月25日，毛在致萧子升信中，分析了日本对我之既定策略后说：“日人诚我国劲敌！”“二十年内，非一战不足以图存”；“予意吾侪无他事可做，欲完自身以保子孙，止有磨砺以待日本。”⑥20年后，“七七事变”爆发，印证了毛之远见。所以，面对毛的雄辩，梁自然心悦诚服。

而著名翻译家傅雷在1957年3月12日亲耳聆听了毛主席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之后，给家人的信中写道：“毛主席的讲话，那种口吻、音调，特别亲切平易，极富于幽默感；而且没有教训口气，速度恰当，间以适当的停顿，笔记无法传达。他的马克思主义是到了化境的，信手拈来，都成妙谛，出之以极自然的态度，无形中渗透听众的心。讲话的逻辑都是隐而不露，真是艺术高手……他的胸襟博大，思想自由，当然国家大事掌握得好了。毛主席是真正把古今中外的哲理融会贯通了的人。”⑦

桀骜如梁公，清高如傅君。接谈之下，欣然就范。

梁漱溟的第三句话说，“毛的功劳最大，错误也最大。没有最大的功劳，就不可能有‘文化大革命’。”

说到文化大革命，其实我个人对毛泽东的感情也颇为复杂。因为“文化大革命”，我的家庭也受到了冲击，我目睹过父亲戴高帽、游街、被批斗和造反派上家里抄家的种种场景。尤其对我影响更大的是，我只读了五年小学，上了一年初中，就赶上了“文化大革命”。无书可读，在初中混了两年，就赶上了老三届的末班车，下放到农村去了。在读书的最好时光，没读到书，这是我此生的最大遗憾。这是时代造成的，文革造成的，和毛泽东直接相关。所以，当1976年9月中旬的某一天下午三时，在天安门广场举行毛追悼大会的时候，我在东南沿海某军营招待所的房间里，独自面向北方，按北京追悼会的程序，作虔诚的追悼。理智告诉我应该哭，但就是没有眼泪，感情有点迷茫，有点空白，有点惶恐，有点失落，也有一点庆幸和解脱……但是当毛泽东离去30年之后，当我经历了家事、世事和国事沧桑巨变之后，再回过头来看毛泽东，可以更加平静、客观，从而看得更清晰一些，这时，反倒感觉到了高山仰止、景行行止。

现在说到了毛离开我们30年来，中国大陆对毛泽东评价的三个变化：

第一个小变化是1976年到八十年代初。毛虽然离去了，但政治上还是坚持两个“凡是”——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对毛泽东的顶礼膜拜，变化不大，显示出了一种民族的巨大的思维惯性。

第二个大变化是八十年代。以思想解放运动为标志，强调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这时人们眼中看到更多的是“走下神坛的毛泽东”，看到的是非神的一面，是人的一面，普通平凡的一面，有局限的一面，甚至是犯错误的一面。当时的党内文件中还有这样的原话，比如《党的宣传工作文件选编》第二卷第679页中说：“毛主席的像在过去公共场所挂得太多，这是政治上不庄重的表现，有碍国际观瞻，今后要逐步减少到必要程度。”还说，“《毛主席语录》是林彪为捞取政治资本而搞的，危害很大，流毒甚广。”⑧1980年全国只有21万人到韶山参观。

第三个变化始于1990年初。有个现象很奇怪，好像突然一夜之间，所有的出租车里边挂上毛主席像了。最近我看资料，找到了出处，源于何处？是因为1990年的某一天，在广州市的街头出了个车祸，八车连环相撞，结果七个司机重伤，只有一个人安然无恙，完好无缺。为什么呢？一看，他的车里挂了个毛主席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