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却并不甘心，相反的是它吸收了中华民族的“夷夏”观念后，反而试图建立一个以日本为核心的国际体系。

所以，中华民族在看待大和民族是基于自我表面认识和感性推理，比如很多时候华夏之人都会称“东瀛乃海外岛国，蕞尔小邦罢了”，这便是对于日本的表面认识，而感性推理则是“日本自古学习中华，守华夏恩泽日深月久，实乃一中华附庸国而已”

追溯历史所有踪迹，中日的正式交往始于公元前108年，倭人到汉朝的乐浪郡献贡，直到公元240年魏国才派出使团首次“访日”，而在南朝的刘宋时期，初步完成政治统一的日本第一次提出了请求领百济、新罗的大将军称号，这个被拒绝掉的请求在表露出日本对朝鲜半岛的觊觎野心之外，也再一次表现出对于中华而言，朝鲜的地位远远高于东瀛日本。

两大民族的交往频繁时期在隋唐时期到来，在这一时期日本曾派出十八次遣唐使，唐朝使臣也八次东渡日本，不过这一时期的交往似乎有些让中华民族的当局领导者惊奇，因为日方并未像以往那样请求给予他们册封，很显然“东瀛这个不受中华所重视的附庸国已经有脱离君臣关系的念想”。

白江口战役是中日第一次交兵，当时唐军大败日军，而经过此战，日本对朝鲜半岛的觊觎野心和不甘心纳入中华所主导的册封体系的桀骜都已经显露无遗，而大唐王朝并未有追究太多，对于这个曾经有所忽视掉的“臣子”，大唐王朝给予了更好的外交有待，其到华使臣的地位并不低于新罗的使臣地位，甚至唐玄宗还将日本称为“君子国”，但日本呢？他们已经将朝鲜称为近藩、唐朝称为远藩。

公元894年，日本宇多天皇诏令废止遣唐使，唐朝亦久困于内忧外患，随后的五代十国更是天下大乱，中日关系再次进入沉寂阶段。

华夏历史发展至宋代，两国官方交往进入了低潮期，但民间贸易交往和僧侣从来却有所发展。不过单纯为了追求利润的沿海商贾，和那些始终坚持传播宗教思想的僧侣，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善华夏民族对大和民族不太了解的状况。

而蒙古帝国的兴起覆灭了华夏民族历史中璀璨繁华的两宋文明，在改变了东亚的政治格局的同时，日本亦成为他们的征服目标，但元军两次渡海进攻皆以对日方各方面情报的缺乏、仆从军战力低下而相继受挫，与国家间来往低沉相反的是民间经济往来却进入了**期。

航海技术的提高促进了地区商品贸易的速度进而加快了经济的发展，在长期的中日民间经济贸易合作，业已形成了一些专以海上贸易牟利的商团，在两国都有利益，俨然成了早期的跨国合资集团，并且这些集团一旦受到任何威胁或阻碍，商团就可能蜕变成武装势力，成为政治统治者的心头毒瘤——“倭寇”。

这一状况，很快就成了大明王朝亟待解决的问题，尤其是像张士诚、方国珍这样的准军阀势力割据力量。；

所以，大明王朝的开朝皇帝明太祖朱元璋为了实现一个农业帝国理想，为了实现心目中的“长治久安”，很快便推出了海禁政策，当然他也同华夏历史之前数个朝代的皇帝领袖一样，朱元璋以驱逐胡虏、匡扶华夏自居，开始重建以中华为轴心的“华夷”国际秩序，而对于日本这个问题，一昭告天下的诏书中写道——“海外蛮夷之国，有为患中国者，不可不讨；不为中国患者，不可辄自兴兵”，从这诏书中便可以看出朱元璋的“帝国防守性国策”，在之后明朝和日本之间关系又几经波折，但大明王朝始终都对于日本这个蛮夷之国抱有忽视之意。

万历援朝战争算是中日之间第二次兵戎相见了，但明廷对日本的无知也再一次曝光了，时任明朝兵部的尚书石星不知两国的既往关系，只得幻想日本兴师侵略是为了获得中国册封来解释这场日本挑战大明王朝权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