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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在修行上，张伯端反对形式上的出家离俗，隐避山林。而主张“大隐隐于市”，他似乎也无意建立教团。他本人就是自幼好老庄而非出家的道士。南宗直至五祖白玉蟾，始开始有云游道士，也组织了南宗自己的教团组织。从苏轼的道教养炼方式表中可以发现以下现象：首先苏轼几乎涉及了道教发展数千年来所有的炼养方式。不论是丹鼎派还是符箓派，不论是内丹还是外丹；不论是服食药物，还是炼养丹砂；不论是吞咽津液，还是屏闭呼吸；不论是按摩，还是饮食；亦或是修性修命，还是性命双修。苏轼都殷勤的探讨，小心的实践。而这些炼养方式绝不是哪一个道教门派一时所能够全部拥有的，也是不可能在不同的教派之间互相交流传播的。这从苏轼获得这些方术的途径也可以得知，他的途径有三：读过全部《道藏》。（事见《和子由闻子瞻将如终南太平宫溪堂读书》、《读道藏》）；以恳切的态度从道士那里获取，包括一些外丹的炼养、气息的搬运、津液的吞咽等等；从生活经历———读百家书、膜拜求签、行医经验等处获取，包括性情的修养、签言的理解、医药保养以及生活的体悟等等。其次用自己亲眼所见、卓有功效的按摩、搬运、胎息等进行养炼。不仅如此，作为一名经验丰富的医药学者，他用自己的知识与经验得来的养生原则绝对而严格地控制着自己的饮食起居等日常生活，并且不自私，不隐藏，毫无保留、热心地介绍给自己的朋友，甚至政敌。再次苏轼重视对于生命的爱护，但更重视对于心性的修炼，也就是在执行性命双修的同时更服膺于“性”的修养。

从他炼养的选择态度来看，他是一个道教徒的实用主义者。苏轼对于道教可谓终身迷恋余秋雨《苏东坡突围》只说佛教的力量，“使他习惯于淡泊和静定”。其实道教也是功不可没，苏轼用道家的与世无争，清净无为来显示自己的置身事外，摆明一种姿态给当局者看。《送沈逵赴广南》中言：“我谪黄冈四五年。孤舟出没烟波里……功名如幻何足计，学道有涯真可喜。勾漏丹砂已付君，汝阳瓮盎吾何耻。”苏轼大多数的道教炼养方式也肇起于斯时，《与刘宜翁使君书》说：“轼齿龀好道，本不欲婚宦，为父兄所强，一落世网，不能自逭。然未尝一念忘此心也。今远窜荒服，负罪至重，无复归望。杜门屏居，寝饭之外，更然一事，胸中廓然，更无荆棘。窃谓可以受先生之道。”（《苏轼文集·第四十九卷》）在黄州时大量的书信可以证明这一点。

翻开他的文集，可以说不但道家的学说思想，而且道家人物、道家的三十六洞天、七十二福地也俯拾可得。少年时有“名声实无穷，富贵亦暂热”（《屈原塔》）对于名声富贵的思考、有“日月何促促，尘世苦局束”（《仙都山鹿》）对于生命社会的慨叹。老年时有“吾生本无待，俯仰了此世……下观生物息，相吹等蚊蚋”对万物的洞察，有“东坡信畸人，涉世真散材，仇池有归路，罗浮岂徒来”（《和陶读〈山海经并引〉十三》）对归路于道家的诉说。对道家名词、人物、道场的运用就更多了，《王颐赴建州钱监求侍及草书》一诗中“丁宁劝学不死诀，自言亲受方瞳翁……河车挽水灌脑黑，丹砂伏火入颊红，未能便乞勾漏令，官曹似是锡与铜。”引用了方瞳翁这个人物、“河东”、“挽水”、“灌脑”、“丹砂”这些道家名词，“勾漏”这个道家的三十六洞天；道家人物还如“列子御风殊不恶，犹被庄生讥数数”（《张安道乐全堂》）中的列子、庄子；“东坡之师抱扑老，道华亦尝啖一枣”《游罗浮山一首示儿子过》

苏东坡谪居惠州，前后四年时间，但“杖履罗浮殆居其半”。他和儿子苏过在葛洪炼丹灶附近搭起一间“东坡山房”，并在山房附近炼丹。

东坡希望象葛洪一样：“绝庆吊于乡党，弃当世荣华”，入名山以求长生之道。他崇尚葛洪说：“学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