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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流会，我在会上介绍了上述观点，引起不小的震动。我的文章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的内刊《未定稿》1980年第5期上，接着收在一本《斯大林哲学思想讨论文集》中。这是我发表的第一篇学术论文，事实上也是我的文字第一次印成铅字，心里是很高兴的。

从第二学年起，我把注意力转向了解苏联当代哲学的动态，浏览苏联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的机关刊物《哲学问题》，阅读一些新出版的书籍。因为仍然太浓的意识形态色彩，也因为苏联人的充满废话的冗长文风，我一点儿不喜欢这些东西。但是，在阅读资料的过程中，我注意到，在当时的苏联哲学界，研究人、人性、人道主义问题是一个热门，而这又是世界范围内哲学关心人的问题的大趋势的折射。与我们相比，苏联哲学家们对世界性哲学问题的反应毕竟敏锐得多，探讨也深入得多。我一向对人的问题感兴趣，并深感国内这方面研究仍阻力重重，因此，便陆续写了一些综合介绍苏联人研究情况的文章，也翻译了一些相关资料，在刊物上发表，算是向国人提供借鉴。我还花了很多时间参与编写贾老师主持的《苏联当代哲学》一书，承担了其中相当一部分章节的写作和最后的统稿工作。此外，我还参与了苏联哲学书籍的大量翻译工作，直到毕业后两三年仍是如此。我译得很快，一天至少完成五千字，有时能译近万字。但是，总的来说，我对这类工作是越来越厌烦了，觉得是浪费时间。我在某一天的日记里写道：“终于把苏联哲学的暂缺部分写完了，感到一身轻松。拿走吧，把这堆废纸统统拿走吧，拿去出版还是拿去喂老鼠，我才不管呢。”这反映了我当时的心情，我的确感到所做的这些事情没有多大价值，因而产生了越来越强烈的抵触情绪。

第三学年的任务是写硕士论文，我决定不受专业方向的限制，基本上撇开苏联哲学，直接研究人性问题。贾老师十分开明，对此欣然同意，并且在我的写作过程中给予了热情的鼓励和赞赏。这在他是自然而然的，可是我知道，倘若我落在某些独断自负的导师手下，便绝无此种可能。因此，我一面庆幸自己运气好，一面也真心感激贾老师。我在上大学时就对人性问题有浓厚的兴趣，趁写硕士论文的机会做一番系统探讨，可以说是了却一个宿愿。论文的题目是《人性的哲学探讨》，计划写六章，即：一，哲学和人性观；二，人性观的基本类型；三，人的活动和人性；四，人的生物性和社会性；五，人的理性和非理性；六，人性理论的若干方法论问题。最后完成了前四章和第六章的一部分，约十八万字。在那一年及稍后的时间里，结合硕士论文的研究，我还写作和发表了一些谈马克思人性理论的文章，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和价值观》、《只有一个马克思》、《历史进步的双重尺度》、《马克思的自由观》等。其中的《只有一个马克思》一文，主要论证马克思在后期与在青年时期一样是一个人道主义者，我曾在1981年4月于洛阳举行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年会上宣读过。我发言后，正统派发起猛烈批评，但我无心作战，当时在华中工学院任教的黄克剑替我奋起反击。他是主张马克思主义人学的一员干将，在辩论中大显身手，对马克思的原著极为熟悉，随口大段引证，又有出色的口才，其锋芒势如破竹，我就更乐于怀着欣赏的心情做一个观战者了。

我的硕士论文及相关文章无疑带着那个时代的显著痕迹，表现在比较单一地以马克思为思想资源，并且不得不大量引证原著来为我的观点辩护。如果现在做这项研究，我肯定会更加公正和全面地利用整个西方哲学史上的思想资源。但是，我至今认为，马克思不愧是一个属于西方优秀精神传统的伟大思想家，他的理论包括人性理论依然是一个宝库。毫无疑问，当我依据他的理论阐述我的观点时，我是有所侧重和发挥的。现在回过头去看，我仍赞成我当时所阐述的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