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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答复一如既往地直接：“许多年来，我们一直向对方的头上泼狗屎，我们的宣传机构乐此不疲。如今我们却突然要让我们的人民相信所有这些都已经过去了，可能吗？事情不会那么快。”

然而实际上，事情确实很快。两国在几个小时之内就达成了协议的基本框架，其中包括一个公开的协议文本以及一个秘密附属议定书，规定了双方在波罗的海沿岸以及波兰的势力范围，并划定了一条明确的分界线，允许双方在各自地盘上肆意行事。斯大林非常满意，在次日凌晨叫了一瓶伏特加来庆祝。他用德语说：“我知道德国人有多么爱戴他们的元首，我要为他的健康干杯。”几轮干杯之后，莫洛托夫几乎不能抑制他的兴奋之情，他眉开眼笑地说道：“我们伟大的斯大林同志开启了这一特别的政治关系，为他的健康干杯！”

第二天，斯大林与政治局高层一起，在他莫斯科郊外的别墅中举行了一场射鸭子活动。他说道：“毫无疑问，这完全是糊弄人的把戏，就看谁能骗了谁。我知道希特勒要干什么。他以为他比我聪明，但上当的是他。”当然，希特勒也是这么想的：当协议签署的消息在夜半时分被送到他在阿尔卑斯山的小屋时，与斯大林一样，他的反应就像一个坚信自己会连连取胜的赌徒，得意洋洋地宣告：“我们赢了。”

苏联领导人是为了争取时间才同德国妥协。斯大林对希特勒及其带来的长期威胁没有丝毫幻想。事实上，1934年苏共第十七次代表大会上就引用了《我的奋斗》中的部分内容，以说明德国和这位德国总理的危险性。斯大林本人也读过这本声名狼藉的著作，该书强调，要满足德国的需求，只能向东扩张。然而，苏联在漫长的动荡时期结束后需要时间来恢复。大面积的饥荒以及短视而残忍的政策，导致了数百万人在30年代初病死或饿死。这样的伤痛巨大而恐怖。当时一位年仅八岁的男孩后来回忆道，他眼看着一个女同学在上课时把脑袋靠到书桌上，然后闭上了眼睛，像是快速地睡着了——实际上，她是饿死了。他知道，人们会埋葬她，“就像在昨天、前天和过去每一天中埋葬其他人一样”。

随后几年里，苏联出现了严重的内斗。即便是共产党中的高层人士也不能幸免，因为斯大林清算的对象不仅有身边的敌人，还包括曾经的同志。在莫斯科一系列令人震惊的公开审判中，那些不仅在苏联而且在国际上也家喻户晓的人物被指控为反革命分子，受到审判，并被处死。检察总长安德烈？维辛斯基（Andrei　Vyshinskii）用恶毒的语言将格里戈里？季诺维也夫（Grigorii　Zinoviev）、列夫？加米涅夫（Lev　Kamenev）、尼古拉？布哈林（Nikolai　Bukharin）和卡尔？拉狄克（Karl　Radek）等1917年革命中的英雄贬斥为法西斯走狗、恐怖主义者、堕落分子和害群之马，并判处他们死刑。维辛斯基对学术和文化历史的曲解，以及其对被告的恶毒攻击，使其获得了一个殊荣：他的名字被用来命名苏联科学院法学研究所。

接着，人们将注意力转向了军队。最高司令部虽然没有被完全摧毁，但还是因为一种扭曲而冷酷的逻辑遭到了破坏：如果低级军官犯有叛乱罪，那么他们的上级要么是共犯，要么应负失察之责。严刑拷打下的招供之后，是大范围的搜捕。一名秘密警察后来承认，大清洗的目的是要证明“军队中存在着阴谋，并且要牵扯到尽可能多的人”。

在苏联军队总共101名的高层成员当中，仅有10人未遭逮捕。在被扣押的91人中，有9人遭到处决。被逮捕的人员包括5位苏联元帅中的3位、2名上将、空军的全体高层、所有军区的司令员以及几乎全部的师级干部。红军瞬间变得一蹶不振。因此，斯大林需要时间来重建，而德国人的提议显然是天赐良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