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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末以私人身份访问喀布尔时，他甚至被直接要求给予阿富汗同莫斯科提供的一样多的援助。拒绝的后果是严重的，然而答应的结果也好不到哪里去。

伊朗的动摇也开始让美国的政策制订者深感不安。国王礼萨？巴列维（Reza　Pahlavi）在50年代末表现出与莫斯科改善关系的倾向。在那之前，苏联资助的一个电台曾经展开了一场指责伊朗国王的宣传攻势，毫不留情地称这位伊朗统治者是西方国家的傀儡，并号召工人揭竿而起推翻他的残暴统治。这足以让国王开始考虑改变伊朗与苏联之间所谓的“完全敌对”的关系，并开启更多的沟通与合作渠道。

这给华盛顿敲响了警钟，美国的战略家们认定，伊朗是苏联南部边境地区一枚重要的棋子。一份报告指出，从60年代初开始，该国“在苏联与波斯湾之间的战略位置以及丰富的石油储量，使得伊朗的友谊、独立和领土完整”对美国而言十分关键。为支援伊朗的经济和军事，为了帮助国王巩固对该国的统治，美国人付出了大量的精力和资源。

取悦于伊朗国王是如此重要，以至于美国对其排除异己、大规模腐败以及不可避免会导致经济停滞的行为统统视而不见。没有人对宗教迫害——如50年代巴哈伊教徒（Baha’i）的悲惨境遇——说三道四。同时，伊朗的石油收入剧增（在1954年至1960年间增长了七倍多）几乎没有给社会带来任何变化。国王的亲戚和相关利益集团在伊朗被称为“一千个家族”，他们牢牢控制着伊朗的出口贸易，像从前那样为自己谋取财富。华盛顿发放的低息贷款仅仅充实了极少数人的腰包，而代价则由穷人遭受：他们发现自己的收入很难赶上飞涨的生活成本，特别是在1959到1960年严重的粮食歉收之后。

美国制定的一些刺激农业经济发展的计划并没有起到任何作用。用现代化杂交种子取代传统种子的做法导致了一场灾难：新的物种无法适应当地的地理条件，并且无法抵抗病害和虫害的袭击。由于饲养方法不当加上缺乏防疫措施，一项将美国鸡引入伊朗以帮助伊朗和美国家禽饲养者的计划也惨遭失败。对伊朗地下水位的不了解导致了地下水储备被水井耗尽，让该国的许多农场难以为继。

显然，这些事与愿违的项目很难让人们相信伊朗与西方特别是与美国的密切合作取得了富有成效的成果。它们为批评者提供了充足的弹药。没有人比什叶派学者鲁霍拉？穆萨维？霍梅尼（Ruhollah　Moosavi　Khomeini）更擅长此道了，他抓住了民众对低工资、经济停滞和显而易见的社会不公日益不满的情绪。“国王先生，让我给您一条建议，”在60年代初的一场言辞激烈的演讲中，这位阿亚图拉（Ayatollah）宣告道，“您这个可怜虫难道不该反思一下，这些合作将会把您带向何方吗？……国王先生，难道您想让我说您不信伊斯兰教并把您踢出伊朗吗？”说出这些话的霍梅尼毫无疑问地被捕入狱。德黑兰的市中心因此爆发了一场骚乱，人群高喊：“选择霍梅尼或者选择死亡！”中情局情报人员的报告中称，甚至连一些政府雇员都参加了反对国王统治的游行示威。

伊朗国王没有听从警告，反而进一步激怒了批评者。他在访问圣城库姆时鲁莽地宣称，伊朗的神职人员“愚昧无知、顽固腐朽，他们的脑袋几个世纪以来都没有清醒过”。政府的精力没有放在与反对者达成妥协或是全心全意促进改革上，而是用于加大管控力度。霍梅尼被迫逃亡，并在邻国伊拉克的纳杰夫（Najaf）居住了十多年。在那里，他对伊朗国王的激烈指责不仅大受欢迎，而且还得到了支持和鼓励。

伊朗秘密警察机构萨瓦克（Savak）被组建起来，并且很快变得臭名昭著。大量批判国王的人及其亲友不经审判就被监禁，并遭到折磨